第六章 秦桧 我的无间道2（第5页）

于是金朝决定作壁上观，只派遣完颜宗弼领兵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西南），做出声援之势，实际上是在观望。刘豫无奈，只好倾巢出动，于绍兴六年十月发兵三十万，分三路进攻宋军。结果三路皆败，伤亡惨重。刘豫再度求援。金主大怒，于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闰十月命完颜昌与完颜宗弼率兵直扑汴京，废黜了刘豫，另于汴京设立行台尚书省，事实上就是取消了伪齐政权，将其降格为金朝辖下的一个行政区。

刘豫一废，岳飞和韩世忠立刻上疏朝廷，请旨北伐、光复中原。

然而，此时此刻我们的高宗皇帝已经再次把目光转向了议和。

因为金廷终于向赵构抛出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橄榄枝。

数年来，高宗赵构从未中断向金国派遣议和使臣，可让他失望不已的是，大多数使臣基本上有去无回，通通被金人扣留。金人偶尔也会放回一两个，并派出一些谈判使节至宋，但是高宗始终犹豫不决。因为金人的议和条件相当苛刻，而南宋军队在战场上也逐渐扭转了劣势，所以朝中反对议和的声音也越来越强，致使和谈一再搁置。

然而这一回不同了。

高宗于绍兴七年三月派出的使臣王伦在这一年十二月带回了一个令他振奋不已的消息——金人愿意奉还梓宫、太后和原属刘豫的河南之地。

所谓“梓宫”，指的是已卒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的徽宗之灵柩，而“太后”便是高宗赵构即位后将其遥尊为“皇太后”的生母韦贤妃。王伦还向高宗转达了完颜昌亲口说的话：“自今以后道路再无壅阻，和议可以平达了！”高宗闻言大喜，说：“若金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

而这个时候，我也早已随着高宗和朝廷议和倾向的重新抬头而成了枢密使。

我相信，随着和谈局势的发展，我很快便能重返相位。

十二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三月，不出我所料，高宗下诏让我再度出任宰相，与赵鼎同列。

五月，金廷的议和使臣乌陵思谋等人来到临安（今浙江杭州）。我在高宗的授意下，对他们礼遇甚隆，并准备从朝臣中选派几位代表随同我与他们进行秘密磋商。我点名让吏部侍郎魏矼参与。魏矼却说：“我过去当御史时就反对议和，而今不能在谈判桌上面对他们。”我问他为什么反对议和，魏矼侃侃而谈，分析了一大通“敌情”给我听，实际上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并没有什么新鲜见解。我忍不住笑着对他说：“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

没想到魏矼硬生生顶了我一句：“在下是担心敌人不以诚待相公啊！”

我笑而不语，随即取消了他的代表资格。

六月，乌陵思谋入朝与我举行了多次磋商，达成了一些初步共识。高宗心中甚喜。可此次和谈遭到了赵鼎、王庶和张九成等多位大臣的强烈反对。于是高宗找了个机会，当着宰执们的面，面露忧色地感叹道：“先帝的灵柩如果能归来，就算再等两三年也无不可。只是太后年事已高，朕一天到晚思念她，总想早一天见到她。这就是我不怕委屈自己，也希望和议能迅速达成的原因啊！”

我看见赵鼎等人面无表情，不置一词，连忙说：“屈己议和，这是人主之孝；见主卑屈，义愤难平，这是人臣之忠！”

高宗瞥了宰执们一眼，说：“虽然如此，可有备才能无患。和议固然要促成，可边备也不得松弛。”

我频频点头称是。

自始至终，赵鼎等人都不发一言。

可高宗和我都觉得无所谓。本来我们唱这出双簧，就是跟他们打声招呼而已。现在目的达到了，他们保持沉默更好。

绍兴八年七月，高宗和我再遣王伦使金，带去了宋廷的和谈决议。

十月，金廷任命张通古和萧哲为“江南招谕使”，作为正式谈判代表与王伦一起南下，准备开启宋金两国的正式和谈。在金使到达之前，我郑重其事地对高宗说：“群臣畏首畏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请由臣专主其议，群臣一律不得干预！”高宗马上说：“朕专委卿。”

我略微沉吟，说：“陛下若恐不便，可更思三日，容臣再奏。”

三天后，我再问高宗的意思，他还是表现得既坚决又迫切。可我不急，我还是那句话，让他再考虑三天。

又过了三天，我看见皇帝几乎是死心塌地了，才正式呈上由我专主和议的奏章。

十月二十一日，眼见和议已成定局的赵鼎无奈地向高宗请求致仕，黯然离开了相位。

赵鼎一走，我顿觉浑身清爽。

另外还有几根刺，我也认为有必要一一拔除。可我还是给了他们最后的机会。我对礼部侍郎兼代理尚书张九成说：“且与桧同成此事，如何？”张九成说：“事若可行，九成毫无异议！只是不愿苟且偷安而已。”

我笑笑，说：“人立于朝，大抵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

这句话绝对是我的肺腑之言。

早在靖康年间我就已经明白了，富有弹性的柔弱，远比一意孤行的刚强更适合在南宋的朝堂上立足，也更适合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生存。

张九成说：“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

我心里苦笑，像他们这样简单的大脑显然理解不了我的处世哲学。

几天后，我就把张九成撸了。同盟者都出局了，枢密副使王庶不免唇亡齿寒，几天后也主动请辞，称疾而去。我随后便援引了赞成和议的孙近为参知政事。

随着和谈日期的临近，朝野上下按捺已久的反和情绪突然爆发。臣民们风闻大宋天子此次和谈必须向金使跪受诏书，痛感奇耻大辱，猛然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首先帝国的几大军事统帅就发出了强烈的反应。其时已官拜太尉、驻兵鄂州（今湖北武昌）的岳飞上疏高宗，说：“金人不可信，和议不足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之讥！”时任京淮宣抚使的韩世忠也连上四疏，称“金人把我们当成了刘豫”；并表示若战端复开，军事重责可由他“亲身当之”。人在永州（今湖南零陵）的张浚更是上疏十余次，极力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