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秦桧 我的无间道2（第6页）

与此同时，朝臣们也是一片愤慨之声。其中尤以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所上的奏疏措辞最为激烈，矛头虽直指王伦、孙近和我，实则亦在抨击高宗：

……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仇敌而使之拜，则怫然怒；堂堂大国，相率而拜仇敌，曾无童稚之羞，而陛下忍为之耶？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钦宗）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敌之情伪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敌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也？况敌人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凌夷，不可复振。可为恸哭流涕长太息者矣！……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顷者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谩不敢可否一事，桧曰：“敌可讲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

这篇奏疏写得慷慨激昂，可谓难得一见之雄文，连我看了都不免悚然动容。然而，意气风发就能富国强兵吗？文采斐然就能拯民于水火吗？搞政治需要的是头脑和策略，不是热情和空言。胡铨的文采即便能著称于后世，可他的仕途恐怕要终止于当下了。

我立刻上奏皇帝，说：“臣闻胡铨上疏，极尽诋毁之能，这恐怕是臣等识浅望轻，无以取信于人之故，伏望陛下早赐诛责，以孚众听。”我做出了请罪的姿态。高宗连忙下诏安抚：“卿等所陈之论，并无过谬。朕志坚定，宜择其可行者行之。朝野难免会犹疑，而道听途说者更未能详于本末，致使小吏诋毁大臣。此事久将自明，卿等何罪之有？！”

几天后，胡铨以“狂妄上疏，语言凶悖”的罪名被高宗和我撵出朝廷，永不叙用。

可我没想到，一个胡铨刚走，更多的胡铨又站了出来。司勋员外郎朱松等六人又联名上疏对我发出弹劾：

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礼。自公卿大夫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天下将有仗大义、问相公之罪者！

看到奏疏，我苦笑不已。

所谓“诏谕江南”，意思就是由金人下诏册封赵构为帝，所以需要高宗赵构行人臣之礼跪地接诏，这当然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事实上自从宋使王伦陪同金使南下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在考虑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了，并不需要等到大宋臣民们的口水把我淹没才唤醒我的思考。我真正想达到的目的是既迎回梓宫和太后，又不费一兵一卒收回河南与陕西失地，并且又不让高宗皇帝向金使跪地接诏、屈节称臣。

这才是我的艰难所在。

绍兴八年岁末的这些日子，我在举国上下的口诛笔伐中艰难地思考着。

此时此刻，与其说我是得意扬扬地行进在无间道上，还不如说我是战战兢兢地在高空中走索。

金使抵达临安的前几天，我向高宗提出，金廷所封的使节名称问题很大，应该与他们磋商，把“江南”改为“宋”，把“诏谕”改为“国信”，即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文书，并且不让天子出面接受他们的册封。所有这些，都应在和约签署前对他们事先声明。高宗满意地点头，说：“朕受祖宗二百年基业，为臣民推戴，已逾十年，岂肯受其封册？”

我到底该怎么走过这条艰难的高空之索？

十三

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金使抵达临安，下榻于左仆射府邸。

和谈在即，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我反复斟酌了。

我的思考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把“江南”改为“宋”，把“诏谕”改为“国信”，在我看来问题不大。毕竟金使张通古和萧哲自进入宋境以来，也切身感受到了南宋军民对他们的愤慨和仇视，在此情况下他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他们一味坚持强硬态度，导致和谈破裂，首先南宋军民就会把他们生吞活剥了，所以这一步容易实现。

真正棘手的问题是接下来，要由谁去拜受国书？

如果不让天子出面，那么这个拜受国书的人只能是我。

我倒不会吝啬自己的这一跪。很久以来我就不太看重这种所谓的“荣辱”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不择手段地达成和平。为了宝贵的和平，我完全可以牺牲自己膝下的黄金。真正让人绞尽脑汁的问题在于：要以什么样的借口迫使金人在这一关键点上妥协？

这必须是一个既让金使无力反驳，又让他们回国后可以交差的借口，那么，这样的借口在哪儿呢？

有一天我与给事中楼炤闲谈，说着说着他无意中蹦出一句话，让我突然间豁然开朗。

他说的是《尚书》和《论语》中的一句话：“高宗谅阴，三年不言。”

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笼罩在我心头多日的阴霾顿时一扫而空。

所谓“高宗”指的是殷商国王武丁，“谅阴”指的是武丁为父王小乙守丧时居住的“凶庐”。这个典故的意思是说，嗣君武丁为先王小乙守丧三年，其间不问朝政，百官全部听命于宰相。而我们的先王徽宗虽然早已于绍兴五年病逝于五国城，但是高宗赵构听到父丧的消息也不过才数月，此时我们的高宗虽不必像商朝的高宗那样守丧三年，但守几个月总是合情合理的吧？

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绝妙、更有说服力的借口呢？

我即刻授意王伦代表我和朝廷与金使谈判，以上述借口迫使他们让步。我特意向王伦强调的一点是，关键时刻就以大宋臣民对他们的敌意进行威胁，必要的话就恐吓一下。王伦心领神会。果不其然，虽然金使张通古和萧哲听完后颇不情愿，但是一想到自己身陷险境，只好妥协。

为了争回一点面子，他们强调拜受国书时必须由宰相领着所有当朝大员前往。

这个条件我欣表同意。

这还不简单？

找一群八、九品的小吏披上一、二品的朝服，不都成“大员”了吗？

早在靖康年间我们就这么干过了，何妨再来一回！

当我双膝一软伏地而拜的那一刻，我知道历史将把这一幕永远定格。

我预感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世事如何变幻，我在后人的心目中将再也不能直起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