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蔡京 政治是一门艺术2（第4页）

包括我的弟弟蔡卞。

自从我入相之后，蔡卞心里就老大不乐意。他总觉得自己入朝在先，入相也应该在先，而今被我后来居上，嫉妒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在许多政务上便与我时有抵牾。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正月，我为了报答宦官童贯的荐引之情，就准备封他为陕西制置使，蔡卞却公然提出反对，认为不宜让宦官出任边境重地的军职，不然“必误边计”。我大为不悦，索性在天子面前参了他一本，几天后就把他贬出了朝廷，出知河南府。

我不允许任何人成为我的绊脚石——即便他是我的亲兄弟。

正应了章惇说过的那句话，我们这位“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徽宗皇帝即位数年后，对政治的兴趣始终不大，对艺术的追求却日益强烈。

我很高兴。我觉得自己跟当今天子不但极为投缘，而且简直称得上是绝配。我把政治视为一门艺术，而他则把艺术当成了政治。他不但对其投入了一个皇帝所能有的最大热情，而且不惜倾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以满足他的种种喜好。古往今来，还能找到第二对像我们这样的君相吗？

为了投天子之所好，我特意在朝廷设置了一个“造作局”，在苏州设立了相应的“应奉局”，由我的好友、苏州巨富朱冲、朱勔父子主持，专门负责在江南地区搜罗各种奇花异石进贡天子。由于这些花石贡品都是由运粮船（十船为一纲）装运，遂称“花石纲”。每当花石纲从江南起运，往往是千百艘船前后相接、绵延于淮河与汴河之上，其场面甚为壮观。朱冲、朱勔因“花石纲”之功而入仕，在地方上显赫无比，许多地方官纷纷投其门下，时人讽之为东南小朝廷。

连我手下的权势都如此炽盛，那我本人在其时的权势之隆更是不必多说。虽然称不上一手遮天，但起码也是呼风唤雨。可是，正当我陶醉于权力带来的巨大喜悦中时，又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突然降临。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正月初，京师的天空出现奇异的彗星，长长的彗尾扫过一整片天空。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个时代一直是把地上的人事和天上的星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异星一现，徽宗立刻惶惶不安，下诏让中外臣僚直言朝政缺失。几天前刚刚当上中书侍郎的刘逵当即上奏，称此乃党锢之祸所致，应毁元祐党人碑，解除对党人的一切禁制，才可消弭天灾。

这个刘逵不是别人，正是我多年来一力提拔的心腹。可他的这番言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我。

这显然属于恩将仇报。之所以会有这种举动，我想原因也很简单——捞取他个人的政治资本，实现夺权的野心。就像当年吕惠卿对待王安石一样。

徽宗闻言，当天大半夜就命一帮宦官捣毁了端礼门前的党人碑，几天后大赦天下，解除一切党禁。二月初，我被罢去宰相之职，贬为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一宫使。同日，另一个我曾经大力荐引而后来又与我反目的大臣赵挺之被擢为副相，代替我执政。

这就是善变的政治。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尽管我觉得意外，但并不感到沮丧。因为我深知：政治就是变化的艺术。这一次变化表面上是因为偶然的星变，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徽宗皇帝虽然对我颇为赏识和信任，可作为一个刚刚即位不过数年的年轻皇帝，面对一个大权独揽、政治经验丰富的宰相，他的内心深处肯定会感到强烈的不安，所以他必须借此机会挫挫我的锐气，让我不至于僭越犯上。

所以对于这次罢免，我一点也不悲观。我认为这充其量只是我宰相生涯中一个短短的间歇而已，它绝不是终点——因为热爱艺术的徽宗皇帝离不开我。非但如此，我还要感谢这次变化——因为它的出现使我那些潜在的对手自动暴露，正好可以让我在他们羽翼未丰之前把他们剪除，然后重组我在朝中的势力，起用一些真正对我忠心的人。

我一点也不着急。

十

赵挺之和刘逵当政的这一年，将我推行的那些改革举措一一罢废。赵挺之老谋深算，知道我蔡京很可能会东山再起，所以凡事都留了一手，每次奏请皇帝时都只是开了一个头，让急功近利的刘逵接着往下说。被强烈的权力欲烧坏了脑子的刘逵不但没有察觉这么做的危险，还自以为抢了头功，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

对付刘逵这种浅薄狂妄的角色，根本就不需要我亲自出手。在这一年末，我估摸着天子开始想念我了，立即授意我的心腹大臣向皇帝进言：“京之改法度，皆禀上旨，非私为之。今一切皆罢，恐非绍述之意。”皇帝频频点头。我一看时机成熟，几天后便让御史余深和石公弼对刘逵发起弹劾，说他“专恣反复，尽废绍述良法，启用邪党”等。几天后徽宗就罢免了他的中书侍郎衔，让他出知亳州（今安徽亳州）。

要和我斗，刘逵还嫩了点。

第二年，也就是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正月初，我不出所料地回到了首席宰相的任上。距离我罢相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就像是度了一个长假。

三月，赵挺之被罢为佑神观使，几天后就抑郁而终。赵挺之罢相当日，何执中被擢为门下侍郎，邓洵武为中书侍郎，梁子美为尚书左丞，朱谔为尚书右丞，郑居中为同知枢密院事。整个宰执班子清一色都换成了我的人。同一天，我的长子蔡攸升任龙图阁学士兼侍读。

是年底，我又进位太尉；第二年春，进位太师。

可是，我并不认为自己从此就会太平无事、安居相位。因为我早就说过，变化是永恒的法则。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六月，我二次被罢相。

原因与上次并无多大不同。

因为天空中永远都会有让世人乐于附会的种种“异象”。而每逢这样的时刻，便会有刘逵式的野心家试图踩在我的头上搏出位。这次利用星变攻击我的人是石公弼。就是那个在我复相时曾经出过力的御史。为了报答他，我复相后便将其擢升为御史中丞。可人心从来是不知足的，尽管有刘逵和赵挺之的前车之鉴，石公弼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他们的老路。

事情的起因是天子宠幸的一个占星师郭天信，此人曾因准确预言“端王当有天下”而获得天子的青睐。这一年他眯着那双貌似能看穿一切的眼睛凝望着太阳，然后说了一句让皇帝胆战心惊的话。他说：“日中有黑子，陛下您看见了吗？”言下之意就是天子身边有小人。

而我们的徽宗皇帝只是一个艺术家，不是政治家。他在政治上历来毫无主见，上天的任何一种变异都会让他视为可怕的警告。就在皇帝吓得六神无主的时候，野心家们就意识到机会来了。石公弼立刻联合手下御史张克公，一连上了数十道弹劾我的奏疏。于是我们的艺术家天子就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把我再一次罢免了。皇帝进封我为楚国公，让我以此爵位致仕，但仍留朝中负责编修《哲宗实录》。

石公弼担心我像上次那样卷土重来，不久后就上奏天子：“蔡京盘旋京师，余威震于群臣。愿持必断之决，以消后悔。”随后他的手下御史又接连上疏，目的就是想把我撵出京师，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可他们办不到。

原因我也说过，我们的天子根本离不开我——就像他根本离不开艺术和享乐一样。

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四月，又一颗彗星划过长空。我无奈地想，看来这一次假期要稍稍延长了。果然，几天后徽宗就赶紧让言官指陈缺失。御史张克公抓住机会又上了一道慷慨激昂的奏疏。由于此疏颇有文采，而且代表了当时舆论对我的普遍谴责，所以我特意将它收录在此，让我们奇文共欣赏：

蔡京顷居相位，擅作威福，权震中外。轻锡予以蠹国用，托爵禄以市私恩。谓财利为有余积，皆出诞谩；务夸大以兴事功，肆为搔扰。援引小人，以为朋党；假借姻娅，布满要途。以至交通豪民，兴置产业。役天子之将作，营葺居第；用县官之人夫，漕运花石。曾无尊主庇民之心，惟事丰已营私之计。若是之类，其事非一，已有臣僚论列，臣更不敢具陈……骇动远迩，闻者寒心，皆足以鼓惑天下，为害之大者也。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二月，天子终于又想念我了，于是下了道诏书：“太子太师致仕蔡京，两居上宰，首建绍述，勤劳百为，降秩居外，洊历岁时。况元丰侍从被遇神考者，今则无几，而又累经恩霈，理宜优异。可特复太师，仍为楚国公，赐第京师。”

这是我第三次回到权力核心，但可惜的是，我头上的乌纱是“太师”。虽然我在朝中仍然拥有实权，但这个职位在整个有宋一朝都是个虚职，对此我很不满意。所以在这年九月，我开始改革官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宣布三公乃真宰相；又立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以三孤为副相；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尚书左仆射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右仆射为少宰兼中书侍郎。

相信你们都看得出来，我之所以会对官制作出这样的改变，目的就是恢复我自己的宰相职权。这一年十一月，天子又进封我为鲁国公。不久后我就随便找了一个借口，把石公弼逐出了朝廷，贬为秀州团练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