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蔡京 政治是一门艺术2（第3页）
因为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从绍圣时代起，我对自己生命中和仕途上每时每刻都可能出现的变局已经不再有恐惧感，也不再有憎恨心，有的只是冷静和从容。我相信每一个变化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机会，每一度厄运降临都孕育着一丝希望。当上天为你关上一道门，它肯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可前提是——你不能让自己轻易地陷入颓废和绝望。你要相信，命运的每一种安排都是大有深意的。它让你入局是要培养你的雄心，它让你出局也是在锻造你的冷眼。眼前开阔的时候，你可以全力以赴去追求你的目标，一旦无路可走，你就要停下来调整你的步骤和方向。二者对你都是有益的，所以你不能轻言失败。用你们今天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即使命运给了你一个酸柠檬，你也要把它榨成柠檬汁卖给别人。
所以我并没有把提举杭州洞霄宫视为我仕途的终点。相反，我认为这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我此刻的心境并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短短一年多后，我就从杭州洞霄宫走了出去，并且走上我个人仕途和帝国政坛的顶峰，成为徽宗时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
这一切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它来自我面临巨变时冷静的思考和积极的行动。换句话说，我并不是被动地顺应变化，而是随时随地都在主动地寻找机会和创造机会……
我想你们应该还记得，徽宗赵佶是一个被章惇视为“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人。章惇所谓的“轻佻”，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指我们这位年轻天子对书画珍玩的强烈喜好和艺术追求。而你们也知道，我的书法造诣在其时的北宋天下不但享有盛誉，而且可以说首屈一指。所以我知道，凭借我与天子的这个相同点，我就完全有机会把命运给我的这个“提举杭州洞霄宫”的酸柠檬榨成可口的柠檬汁。而巧合的是，徽宗即位不久就在杭州设立了一个“金明局”，专门搜求三吴地区的各种名贵书画和古董珍玩。于是，在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当那个名叫童贯的宦官奉旨来到杭州、作为金明局的供奉官为皇帝搜求各种宝贝的时候，我立刻意识到，我翻身的机会来了。
我开始刻意交结童贯，与他朝夕相处，将我的屏幛、扇带之类的书画作品源源不断地通过童贯之手献给天子，同时附上了我的一些奏疏。此外，我还不遗余力地帮童贯把杭州民间收藏的许多书画珍品搞到手。童贯回京复命后，徽宗龙颜大悦，逐渐对我产生了好感。此后，我又通过各种渠道把我的一些得意之作送给了宫中的一些宦官和侍妾，所以徽宗总是有机会听见各方面对我的赞美之词。再加上我在朝中的好友如起居郎邓洵武、左阶道录徐知常和太学博士范致虚等人的一致推崇，徽宗遂下定决心重新起用我。这一年的十二月末，我被擢为龙图阁大学士、知定州（今河北定州）。
第二年，向太后病逝，徽宗亲政，改元“崇宁”；顾名思义，就是“尊崇熙宁”。如果说此前的“建中靖国”年号表示皇帝所走的是一条温和的中间路线，那么这次改元则意味着年轻的徽宗皇帝将追随父兄，让熙宁新法再次回到帝国的政治舞台上。
随着政治气候的逐步转暖，我开始时来运转、步步高升。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二月，我被擢为端明殿学士，改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三月，我重新回到朝廷，复任翰林学士承旨、仍兼修国史；五月，晋升为尚书左丞。与此同时，首席宰相韩忠彦与副相曾布在无休无止的斗争和倾轧中引起了徽宗深深的反感，最终两败俱伤，在这一年五月和六月双双被罢黜。我踌躇满志地看着那张空空****的相位，相信它已经非我莫属。
七月，我如愿以偿地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亦即副宰相。任命书下达的这一天，徽宗皇帝在延和殿赐坐。皇帝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我立刻起身，伏地顿首，朗声道：“臣一定鞠躬尽瘁、尽死效忠！”
那一刻，我听见自己豪迈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上久久回**，预感到一个属于蔡京的时代即将来临。
八
我入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仿照熙宁年间王安石设置“条例司”一样，设立了一个“讲议司”，由我自任提举；凡是主要政务如宗室、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全部划归讲议司掌管；同时我起用了吴居厚、王汉之等十几个心腹分管其事。我如此施设的直接目的就是把整个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当然，我表面上高举的是绍述神宗新法的旗帜，而且一切均以王安石当年的举措为指南，可说句老实话，熙宁新法是王安石的新法，崇宁新法却是我蔡京的新法，二者形同实异，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原因其实很简单，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可结果不但没有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还搞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何苦呢？所以我一旦执政之后，绝不会再重蹈他的覆辙。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追求的是天下和百姓的利益，那么我所追求的只能是天子和我本人（包括以我为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我也曾经渴望一生践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可为什么到头来我放弃了这一切，甘心蜕变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现实主义者呢？除了我个人的原因，是否也应该追究一下客观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整个仕宦生涯可以视为北宋末年官场政治的一个缩影。我经历了一连串具有典型意义的党派斗争、个人倾轧、政局反复、仕途沉浮。我不知道你们对此作何感想，反正当我日后作为一个局外人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所有这一切纷纭乱相归结到最后，无非就是**裸的利益争夺。每个人表面上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骨子里都是一己利益在驱动。
至于说如何才能让人们的利益诉求“有序化”和“良性化”，对不起，我所学习的儒家思想没有告诉我，因此只能有待你们去寻找和建立。但是有一点我还想强调一下，所谓的“良性有序”也只能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根本性质上的。因为人性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造，只能尽最大努力进行疏导、制约和转化。而且哪怕仅仅是实现“良性有序”，很可能也是“路曼曼其修远兮”的，切勿操之过急，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从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入相之后，我开始全方位推行“蔡京新法”。当然其中有一些也是对王安石变法的继承，比如这一年八月我就促使徽宗下诏全面罢除科举法，在天下各州县实施“太学三舍法”。也就是在各县设立“小学”，结业后经过考试升入“州学”，各州学三年一次考取京师的“太学”，将考生按成绩分成三等。上等升入太学的“上舍”，中等升入“次级上舍”，下等升入“内舍”，其余未入等的暂入“外舍”学习。太学三舍也是通过每年的公开考试按成绩逐级晋升，上舍生经过毕业考试产生的优等生可由中书省直接派官。
其实此法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说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也不为过，其目的在于革除科举的弊端，真正培养“学以致用”的经世型人才。王安石认为，科举一味“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只是在“取士”而已，只有太学法才是在“养士”，也就是通过各级学校教育培养出真才实学的人。我这里可以引用一段他的原话：
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具论纷纭，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举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
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除去声韵对偶之文，使学者专意经术。则士皆务实用以为学，本义理以为文，而不为无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为国家用，其为补益，盖亦不小。
在教育改革方面，我对王安石的思想是甚为服膺的。“太学三舍法”基本上就是对王安石的全盘继承。所以你们也不宜将“蔡京新法”全盘抹杀。
当然，除了科举改革，我执政以后全力以赴在做的，主要还是党同伐异，对此我也不敢讳言。比如这一年九月，我就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等一百一十七名元祐旧臣列为“奸党”，请徽宗御书刻石，树立于端礼门外，号曰“党人碑”。同时我又按照“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标准把元符年间的大臣分成正、邪各三等，被我列入正三等的有邓洵武等四十一人，列为邪三等的有范柔中等三百一十二人。凡列入正等者一律表彰拔擢，列入邪等者一概降职贬谪，臣僚中有与奸党同名者并令改名。随后我又对帝国政坛进行了彻底清洗，把仍然在职的元祐党人全部罢黜流放殆尽。后世史家称这是继东汉之后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党锢之祸。
我这么做固然有些变本加厉，可事实上这不过是元祐复辟以来一连串激烈党争的一个延续和深化而已。换句话说，我并不是始作俑者。
九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正月底，我终于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作为首席宰相登上了帝国政坛的最高峰。从这一年起，我开始全方位地推行经济和财政改革。当然，这些改革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蔡京新法”的烙印。因为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天子和朝廷的利益服务。至于民间和百姓的利益，基本上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后世史家据此抨击我“搜刮聚敛”，我承认他们说得没错。
这一年二月，我恢复了“榷茶法”，也就是茶叶的官方专卖制度。我奏请徽宗在荆、湖、江、淮、两浙和福建这七路产茶地设置茶场，由官府直接管理茶叶的生产销售，禁止民间私自交易。此法一行，当年就给朝廷增加了上百万缗的财政收入。
紧接着，我又对原有的盐业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全面实行“盐钞法”。一方面是由中央及其派出机构直接管理盐业，把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垄断盐业利润；另一方面规定，盐商必须向官府交钱购买盐钞，再到产盐地换购食盐，同时旧钞作废。法令颁布后，我就开始不断印制新盐钞以替换旧盐钞，让盐商加钱换钞；而新钞发行不久，马上宣布作废，又换新钞。通过这种手段促使旧钞贬值，将由此产生的差额利润源源不断地收归朝廷。第二年此项收入就刷新了历史纪录。唯一的副作用是，因此破产和自杀的盐商比比皆是。
可我只能对此视而不见。
此后我又在币制、赋税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迅速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让徽宗皇帝的腰包鼓起来，让他一边对我心怀感激一边随心所欲地花钱。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正月，为了感谢我，天子赐予我的长子蔡攸进士出身，官拜秘书郎。此时国库的积累已经达五千万，我对徽宗说：“既然已经富足了，就应该大兴礼乐。”皇帝非常高兴，从此开始大兴土木、沉迷声色。
五月，我进位为司空，封嘉国公。六月，天子下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
与此同时，我继续不遗余力地打击元祐党人，不仅规定旧党子弟一律不准在京畿任职，而且禁止宗室子孙与旧党的子弟亲族通婚，此后又下令党人子弟无论有官无官一律不得在京居住，必须往各路迁移安置。到这一年六月止，我又把列入元祐党籍的人数由原来的一百一十七名扩大到三百零九名，甚至把新党领袖章惇、曾布、王珪等人也都圈了进去，并奏请徽宗下诏在全国各州县刻石立碑。
从我当上宰相的那一天起，在我眼中就没有新党旧党之分了，有的只是“顺我”和“逆我”之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何人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