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蔡京 政治是一门艺术2（第2页）

就像我在元祐时代的九年里最终企及了书法艺术的巅峰一样，我通过这九年的反复思考，最后又与绍圣元年的政治变局相互印证，终于领悟到政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在于“变化”。

归根结底，这不仅是书法艺术和政治艺术的精髓，这同时也是我的一种哲学领悟。小到个体生命，大到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变化”都是永恒的法则。

大化流行，无物常住，万物才得以生生不息。

只有顺应这样的法则，你才能不断地绝处逢生，并且不断获得一个又一个更加崭新更加广阔的舞台和世界。

七

在整个绍圣时代的五年间，朝廷在章惇的主持下对元祐旧臣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先是追夺了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赠谥，继而又险些将其斫棺暴尸；其后又将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人一贬再贬，直至流窜岭南。与此同时，我和弟弟蔡卞也当仁不让地加入了绍述神宗新政的行列中。蔡卞升任翰林学士，并以兼知院事和国史院修撰之职负责重修《神宗实录》，将元祐时代被旧党篡改诬毁的部分予以了彻底修正，并促使哲宗以“诞谩不恭”的罪名贬谪了元祐史臣范祖禹、赵彦和黄庭坚。

而我则是把目光着重放在恢复新法上面。当章惇等人准备罢废“差役法”却又久议不决的时候，我对他说：“只是采取熙宁成法施行而已，还讨论什么呢？”最终促使章惇下定决心恢复了“免役法”。就是这件事导致同僚和时人对我腹诽不已。他们说元祐元年司马光罢废此法时我是执行得最卖力的，现在要恢复此法我又是最坚决的，可见这个蔡京是个反复多变的奸诈小人。

由于我的“多变”，不久后我就摘掉了头上那顶令人讨厌的“代理”帽子，转为正式的户部尚书。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七月，我又奏请哲宗“检会熙宁、元丰之青苗条约以示天下”。我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绍述新法，当然不是说我认为新法一定是利国利民之举，更不说明我对新法还有感情上的认同，而仅仅是因为这么做对我有利罢了。同年十月，我弟弟蔡卞升任尚书右丞；而我则调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之职，继蔡卞之后负责监修国史。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五月，谏官孙谔上疏哲宗，婉转地批评了“免役法”，我立刻对皇帝说：“谔论役法，欲伸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随后孙谔便被罢去左正言之职，出知广德军。我从此越发获得皇帝信任，于是在这一年七月又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有了更多接近天子的机会。我相信，不用多久，我就可以进入宰执的行列。

然而，这个一贯诡谲善变的世界再次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也跟我们的帝国开了一个玩笑。短短三年多之后，亦即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十二，年仅二十四岁的哲宗皇帝突然驾崩，给帝国留下了一个空空****的帝座，也留下了一个叵测的未来。

哲宗唯一的一个皇子早已先他夭折，而国不可一日无君，接下来要让谁来当这个天子？

当然只能从神宗其他的儿子、也就是哲宗的弟弟们中间挑一个。

问题倒不在于挑谁来当，而是由谁来挑？

皇太后向氏应该是最有决定权的人。而她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因为谁拥立天子谁就能在新朝中掌握大权。这是毫无疑问的。

向太后的心中其实早已有了人选，她却很讲究策略。她把几个宰辅重臣召来，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

首席宰相章惇自认为在这种大事上责无旁贷，就以不假思索的口吻说：“当立同母弟简王。”

章惇太自信了。他以为他面前的这个妇道人家是向他征求意见来了，所以他当仁不让地企图抢一个拥立新君的首功。

向太后不动声色地瞥了他一眼，说：“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意思是反正哲宗也不是她亲生的，所以也不一定要选哲宗的同母弟。

章惇想了下，说：“若不以嫡庶，则应以长幼，故申王当立。”

向太后不想再跟这个过度自信的宰相浪费时间了，所以立刻抛出了她的真实意图：“申王病，不可立；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当立。”

太后所说的端王就是我们日后的徽宗皇帝赵佶。章惇如果聪明的话，这时候就应该顺水推舟了，可他居然还不想放弃，直捅捅地顶了一句：“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没过多久我们的这位首席宰相就因为这句大逆不道的话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是遭罢黜，此后又被一再贬谪，最后死于贬所。诚然，章惇的这句话起码有一半是出于公心。因为我们日后的这位徽宗皇帝的确有一大堆毛病，甚至不是用一个“轻佻”就可以概括的。可这有什么办法？纵观中国历朝历代，有几个天子是凭道德和能力上位的？除了那些开国之君，绝大多数皇帝甚至比我们日后的徽宗赵佶还不如。皇帝如此，大臣又何尝例外？很多权臣都是被后世指责为不学无术的，还不是照样大权独揽，作威作福？

章惇的那句昏话刚一出口，一贯与他不和的另一宰执曾布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厉声呵斥道：“章惇，听太后处分！”

帝国的新时代就在曾布的这一声怒喝中隆重开场了。

曾布因为这一句话而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时代的宠儿。

日后的章惇在凄凉的贬谪之路上肯定深刻理解了“祸从口出”这句成语；而新宠曾布在高高的庙堂上肯定也经常在回味“一怒而天下安”这句老话。

端王赵佶就在这一天即位了。虽然他年已十八岁，可在我们心忧天下的向太后眼中，他当然只能算是个孩子，所以我们的向太后就继宣仁太后之后毅然挑起了帝国的重担——临朝听政。

而碰巧的是，向太后和宣仁太后一样——一点也不喜欢新法。

也许这并不是碰巧。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帝国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新一轮的乾坤倒转。赵佶即位仅仅十多天后，刚刚上任吏部尚书的韩忠彦立刻被擢升为门下侍郎，进入宰执行列。而这个韩忠彦正是元祐旧臣韩琦的儿子。

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就毫无悬念了。

韩忠彦在向太后的授意下立即着手对章惇执政以来的政坛进行大面积清场。而我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遭罢黜的人，于这一年三月被罢为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出知太原。之所以首先从我开刀，是因为曾布一直以来就对我在哲宗时代的迅速上位深怀戒惧，所以想借此除掉我。我一边让我弟弟蔡卞向皇帝求情，一边利用我在宫中交结的宦官向太后进言，说《神宗实录》被元祐党人篡改得面目全非，而我一直在努力修复，要将我逐出朝廷应该也要等我修完国史之后。我知道此举肯定能奏效，因为向太后不可能对她的丈夫遭人诬蔑而无动于衷。果然，四月初，太后就迫使皇帝收回成命，恢复了我的翰林学士承旨之职。可曾布不依不饶，对徽宗说：“蔡京、蔡卞怀奸害政，党援布满中外，善类义不与之并立，此必有奸人造作言语，荧惑圣听。”徽宗无奈地说：“无它，皇太后以《神宗史》经元祐毁坏，今更难于易人耳。”

数日后，韩忠彦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副相，实际上是架空了章惇。五月，朝廷的言官御史几乎换成了清一色的元祐党人，继而接二连三地对章惇、我和蔡卞发起猛烈的攻讦。与此同时，朝廷又对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三十三名元祐旧臣予以了全面平反。几天后，蔡卞被罢知江宁（今江苏南京）。九月，章惇被罢知越州（今浙江绍兴），不久又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十月，韩忠彦升任首席宰相，曾布升任副相。

曾布一入相，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此后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曾布指使御史极力弹劾，将我一贬再贬。先是在十月把我罢为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我还没来得及动身，十一月就又改变了主意，把我改知江宁府；我尚未赴任，几天后又罢免了我的江宁知府之职，把我贬为杭州洞霄宫提举。

最后这个怪模怪样的官职是有宋一朝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就是管理地方上的道教宫观，既无政务、也无职权，只领食禄。可想而知，被贬到这个地步的官员基本上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可言。一般人至此，完全可能变得抑郁不振、心灰意懒，最后就像一只可怜的寄生虫一样被朝廷养在道教宫观里了此残生。

可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