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蔡京 政治是一门艺术1（第4页）

一代权相就这样在冬日的萧瑟中黯然走上苍凉的归途。

第二年六月，王安石又辞去江宁府的职务，隐居于金陵城外蒋山之麓的“半山园”，安安静静地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时隔多年之后，我一直在揣想王安石最后十年的心境。

当一切喧哗与**都归于沉寂，当一切辉煌与困厄都悄然远去，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帝国大佬，这个曾经傲视群伦胸怀天下的理想主义者——都在想些什么呢？

我相信，到最后的时刻，王安石肯定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熙宁年间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基本上是归于失败了。当然，王安石一定看淡了所有的得失荣辱，可他也一定在苦苦追问失败的原因。我相信很多原因他都可以归结出来，诸如性格因素、人事纠葛、利害关系等。可他一旦越过这些纷繁的表象深入问题的核心，他一定可以发现一个最根本的症结——那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我想这应该是王安石终其一生都无法释怀的问题。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现实必定是需要改造的，所以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理想。可为什么古往今来，不止一个王安石作出了努力，他们那种匡扶社稷拯济苍生的宏大理想却始终不能在这片土地上实现呢？

圣人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一切理想主义者到头来除了用这句话安慰自己，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自己免于绝望吗？也许九百多年后的你们比我们进步，也比我们聪明，能找到一种比王安石更为切实可行的理想，也能找到一条比王安石更好的实现理想的道路。对此我并不怀疑。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们那个时代还有货真价实的理想主义者……

王安石二次罢相的那一年，我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官吏，所以我不可能体会到王安石那种深刻的精神困境，但是命运多蹇的改革本身和那些理想主义者最终的蜕变和下场足以告诉我——只有现实主义者才能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而且我还有一个发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骨子里头都是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在他们那里要么是别有用心的伪装，要么是一种投机手段，要么就是他们年轻时代的自然产物——年轻人通常会对自己和世界抱有一些美妙的期待和幻想，但是到了一定时刻，他们身上绚丽多彩的理想主义光影就会悄然褪去，露出灰暗而沉重的现实主义本面。

当然，每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选择都不一样。无论到任何时候，这个世界都仍然会有七十岁或八十岁的理想主义者。可当我耳闻目睹了熙宁年间那么多官场人事之后，我就告诉自己，那绝对不是我的选择。

四

上苍是公平的，当它用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你的理想，它就会给你一副成熟的性格；当它用无情的真相剥夺了你的**，它就会给你一个冷静的大脑。

当历史进入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我表面上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党。

但一切早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因为过去的我是为了理想而选择新党，现在的我则是为了利益而留在新党。

二者相去不啻霄壤。

我不知道别人的从政之道是什么，但是元丰年间的我已经学会了官场斗争的法则。我已经知道，真正的从政之道并不是让你怀抱个人理想去向整个世界宣战。

即便那些改革派大佬经过激烈斗争后相继离去，新党在元丰时代的北宋政坛上仍然是一种强势存在；尽管锐意进取的神宗皇帝已经使改革趋于守成，一些保守派也回到了朝廷，但是像王珪、章惇、蔡确等新党人物依然盘踞在帝国高层。这一切足以表明，只要神宗皇帝在位一天，帝国政坛的天平就会始终朝新党倾斜。旧党的存在至多只是起到一种制衡作用而已。

在此情况下，我当然没有理由不留在这个强势的政治队列里。尽管我对所谓的变法和改革早已不抱任何幻想。

正是基于这种精明的站队艺术，才使我在抛弃理想的同时没有意气用事地抛弃新党。我的仕途也因此而一帆风顺。元丰时代的八年间，我不断获得升迁，很快就进入朝中担任起居郎，几年后又继我弟弟蔡卞之后升为中书舍人。

兄弟同掌中书，在元丰时代的北宋政坛传为一时佳话。

进入朝廷后，我极力依附时任宰相的新党人物蔡确，从而在元丰时代的最后几年里攀上了一生仕途的第一座高峰——龙图阁侍制、知开封府。

我为自己得以领悟政治这门艺术的精髓而沾沾自喜。

我因自己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如此完美而得意非凡。

然而，世事难料。没过多久，诡谲多变的政治就用无情的现实再一次教育了我——

政治这门艺术绝非如此简单。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秋天，原本静如止水的帝国政坛忽然间波澜乍起。

因为神宗皇帝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让所有大臣都感到惶惶不安的原因还不止是天子的病情。另一个让人神经高度紧张的因素是帝国还没有储君。

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也是一个危险和机会并存的时刻。

天子自知不久于人世，遂对宰辅们说：“来春建储，其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王珪与蔡确闻言，不禁面面相觑。他们二人皆为新党，而司马光与吕公著则是旧党的代表人物。天子的意思显然是要复用旧党辅佐新君。这对他们而言实在是个危险的信号。一旦居中调停的神宗驾崩，旧党重新得势，天知道新党会落得怎样的下场。王珪与蔡确不得不未雨绸缪，开始紧张地思考对策。

要确保自己在新朝廷中的政治地位，一个最直接最有力的办法就是拥立新君。也就是所谓的“定策之功”。王珪和蔡确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点。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新党的领袖人物，两个人在关键时刻却同床异梦，分别把宝押在了不同的地方。王珪选择了神宗的第六子（前五子皆早夭）、年仅九岁的延安郡王赵傭；而蔡确则在其幕僚、职方员外郎邢恕的影响下把目光转向了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

可以想见，在预想中的新旧党争来临之前，新党领袖王珪和蔡确之间就势必提前爆发一场斗争。

这一幕其实并不陌生，早在熙宁年间，那些德高望重的改革派元老就已经这么干过了。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二月，神宗皇帝日渐病入膏肓。王珪迫不及待地建议天子立延安郡王为储君。可病榻上的天子似乎还存有一丝病愈的幻想。王珪一连三次上奏，天子每次都是微微颔首，却并不下诏。

与此同时，蔡确和邢恕也紧张地展开了立储行动。事前蔡确就交代邢恕，欲立雍、曹二王，须有皇太后点头方才可行。邢恕自认为与太后的侄儿高公绘兄弟私交甚笃，遂自告奋勇前去游说。没想到邢恕刚一开口高公绘便大惊失色，连声说：“这是何言？君难道欲贻祸我家吗？”

邢恕碰了一鼻子灰，回头与蔡确商议之后，决定放弃雍、曹二王，转而拥立延安郡王。但此事已被王珪抢了先机，邢恕又生一计，让蔡确以公开发起人的身份率群臣去见天子，借问疾之名敦促神宗册立延安郡王为太子，顺水推舟抢一份头功，同时散布谣言，称王珪有拥立雍王的阴谋，把屎盆子转而扣在他头上。计划一定，邢恕便四处扬言，说雍王赵颢有觊觎皇位之心，而首席宰相王珪与内廷之人相互勾结，一直在怂恿太后舍延安郡王而立雍王。

我当时一听就摆出一副忠贞不渝的样子，表示坚决愿意效死。可我心里很轻松，远远没有我脸上写的那么悲壮。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场绝对不可能流血的拥立行动。道理很简单。天子原本就已属意延安郡王，而王珪也一直在拥立延安郡王，他蔡确现在又要拥立延安郡王，在此情况下，新天子的人选还有悬念吗？

当然没有。蔡确之所以如此虚张声势，目的只不过为了制造一个假象，让不知情的人们误以为王珪是想拥立雍王，而他蔡确则是冒着动刀子的危险排除万难制服王珪，最终才把九岁的幼主拥上皇位的，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新朝首屈一指的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