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蔡京 政治是一门艺术1（第3页）

对于吕惠卿的种种独断专行之举，一直被架空的首席宰相韩绛终于忍无可忍，遂秘密奏请皇帝让王安石复相、重执朝柄。

如果说神宗皇帝此前一直善意地把吕惠卿的一系列做法理解为居于公心和对变法的热情，可在韩绛的提醒之下，皇帝也不免对吕惠卿的人品和用心产生了怀疑。

到底要继续任用吕惠卿，还是要重新召回王安石？矛盾中的皇帝忽然回想起去年冬至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朝廷依例举行天地宗庙的祭祀，事后吕惠卿以漫不经心的口吻对他说了一句话。吕惠卿说，应该趁郊祀大赦之际，让王安石出任地方节度使，以示皇恩。皇帝当时一听就觉得很奇怪：“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复官？”吕惠卿无言以对，一脸尴尬。

此刻的皇帝猛然醒悟。

吕惠卿之所以会说出那句不合常理的话，此后又有一系列打击异己的做法，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而他尤其忌讳的就是王安石——他希望朝廷以节度使之职把王安石永远钉在地方上，彻底杜绝王安石复相回朝的可能，从而实现他个人的权力野心。

三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十一，神宗皇帝恢复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职，让他再度入朝主持变法。历时十个月后，王安石似乎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赞同新法的人们感觉自己仿佛已经看到了变法运动的第二次**。

然而，一切都已非同往日。

改革派内部出现的严重分裂已经无法弥补，权力斗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吕、王二人的关系也已从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一变而为不共戴天的政敌；而且王安石本人此番回朝之后的斗志和锐气似乎也大不如前。此外，各种反对势力对新法的攻击依然有增无减；而神宗皇帝对待王安石的态度也已产生了某种微妙而重大的转变，并且逐渐把改革的态势从激进调整为温和甚至是趋于保守。

基本上可以说，熙宁三年与熙宁八年是王安石的冰火两重天。

尽管同样是担任宰相。

事后来看，王安石二次为相的短短一年多时间，仅仅是他辉煌仕途终结之前的一次回光返照。

王安石归来之后，如同预料的那样，吕惠卿开始与他展开了明争暗斗。先是在六月，皇帝加封王安石为门下侍郎、吕惠卿为给事中、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为龙图阁直学士。王雱为了表示谦退，表面上作了推辞。没想到吕惠卿竟然劝皇帝答应王雱的辞职请求。此举顿时让王、吕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

此次回朝王安石或许已经为改革派内部必将爆发的政治斗争做好了思想准备，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此番重新执政后处处与他意见相左的人竟然是他的最后一个战友韩绛，而不是他预料中的对手吕惠卿。到了八月，韩绛居然因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和他翻了脸，并且闹到了天子面前。神宗皇帝诧异地看着这两个曾经亲密无间的政治搭档，说：“此小事，何必尔？”

没想到韩绛竟硬生生顶了一句：“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

几天后韩绛便愤然请辞，挂冠而去。

这件事情肯定给了王安石不小的打击。短短一年多来，原本坚如磐石的改革阵营如今竟然因内讧不断而分崩离析，到头来就剩下他和已然反目成仇的吕惠卿在主持大局。在此情况下，还有谁能把心思真正放在变法上呢？纵使有心，可政见和政令又如何统一呢？

也许正是意识到当下的这种困境，致使王安石显得有些心灰意懒。而吕惠卿正好抓住把柄，来了个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找了个借口一日数次上表请辞。皇帝不得不召他入对，问：“无事而数求去，何也？难道是与安石在用人之议上意见不合？”

吕惠卿说：“用人之议与臣去留无关。此前安石为陛下建立庶政，而今千里复来，竟一切托疾、无所事事，与昔日异，不知欲将大业付与何人？”

神宗说：“安石何以至此？”

吕惠卿终于等到了天子的这句话，于是说：“安石不安其位，盖亦缘臣在此。不若逐臣使去，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

神宗最后还是否决了吕惠卿的辞职请求。正当吕惠卿自以为得计，庆幸自己用巧妙的方式摆了王安石一道的时候，王雱却对他展开了一次致命的反击。

参与其事者是时任御史中丞的邓绾。此人也是一个典型的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政客。早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他还是一个小小的宁州（今甘肃宁县）通判之时，就上书神宗极力歌颂变法，引起了皇帝和王安石的注意，此后又主动向王安石伸手要官，遂被调入朝中委以重任。时人不齿，对他冷嘲热讽，他却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

这种人事实上就是把改革当成了一次绝佳的政治投机。然而王安石为了急于取得改革成效，遂破格擢用了一大批这样的政治投机分子。这也是导致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邓绾随后在朝中青云直上，至王安石罢相后，转而投靠吕惠卿。不久王安石又复相，邓绾立刻不失时机地倒向了王安石。为了向王安石献媚，他处心积虑地搜罗了吕惠卿和弟弟吕升卿挪用公款私置田产的犯罪证据，在王雱的授意下发起弹劾，旋即立案审查。

审查结果，证据确凿，犯罪事实俱在。虽说吕惠卿不见得亲自参与其事，但他身为宰执大臣，其责任无论如何都推卸不掉。这年十月，吕惠卿被罢黜，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

至此，新党高层内部的政治斗争终于尘埃落定。

所有人都走了。不管是曾经的战友，还是后来的敌人。

王安石像一面孤独的旗帜兀立在帝国的绝顶之上。

他是这场政治博弈最终的胜利者。可这是一种亲者痛之、仇者快之的胜利，这是一种比失败更让他难以承受的胜利。

接下去的改革该往哪个方向走？

此刻的王安石也许和别人一样感到四顾茫然。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在无奈而悲凉的心境中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年，也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这一年的王安石大多数时候意志消沉，基本上听任改革车轮自然运转，没有采取任何主动性的举措。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官场斗争和宦海沉浮，王安石或许认为自己的意志已经足够坚强，可韩绛和吕惠卿最终的离去和反目还是对他的心灵造成了重创。熙宁九年的王安石也许经常会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扰——为什么天下人到头来都会变成他的敌人，即便是最亲密的战友也未能幸免？

最终还是他的儿子王雱一语道破了个中奥秘。

王雱说：“公不忍人，人将如何忍公？！”

那一刻的王安石默然不语。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满腹经纶、智慧过人的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其实王安石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么多年来他之所以到处树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那狷介孤傲、操切执拗的性格。可就算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这一切就可以避免吗？

无论如何，熙宁九年的王安石已经没有机会从头再来了。政治同盟的崩溃瓦解使他变得心灰意懒，而神宗皇帝曾经对他的期许和信任在这一年里也迅速淡化，君臣之间的默契不复存在，皇帝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对他言听计从了。以至于王安石忍不住对身边的人感叹道：“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就算只听从我的一半建议也好啊！

就在王安石萎靡不振、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候，更为重大的精神打击接踵而来。这一年六月，儿子王雱一病而亡，年仅三十三岁。王安石彻底坠入绝望的深渊。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力承担肩上的使命，遂不断上表请辞。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王安石二次罢相，复知江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