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蔡京 政治是一门艺术1（第2页）

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必然导致失败，正是因为他所追求的是宏观的国家利益，同时兼顾中下层百姓的利益，可他基本无视甚至严重损害了官僚权贵阶层的利益。不幸的是，这个阶层恰恰又是新法的执行者。如果年轻的神宗皇帝和理想主义者王安石寄希望于这些人用自己的权力斩断自己的既得利益，那无异于让他们用自己的左手砍掉自己的右手——试问这如何可能？而倘若不依赖官僚阶层，天子诏书和宰相政令又要由谁去贯彻执行？

这几乎是一切改革者都要面对的两难。

这也是中国历代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都绕不过去的暗礁和死角。

我不知道九百多年后的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权且让我来做个猜想。

或许你们那个时代已经相当进步，拥有了一批叫作“经济学家”的人，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个绝顶聪明的改革方案，那就是先把蛋糕做大，再按照社会阶层自上往下地分享改革的利益。当然，每个人据此获得的利益份额是不一样的，因为份额的大小必须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成正比。换句话说，原本占得多的人就分得多，原本占得少的人就分得少。虽然这么做似乎妨害了社会公平原则，但是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会促使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都乐意成为改革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从而使得改革的车轮始终保持高效率地运转，然后就可以继续把蛋糕做大……最终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们也可以分到他们应得的那一份。至于说为了效率难免在一段时期内牺牲公平，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妇人生产都要经历几天“阵痛”，更何况改革？

如果我上面这些猜想没错的话，那老实说，九百多年前的我对你们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革碰到的暗礁和死角在他们面前居然形同无物，可见他们太有才了！

莫非，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进步？

扯远了。很抱歉。还是让我们继续关注北宋熙宁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改革吧。

二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二月，随着“市易法”的颁布实施，更多弊端就相继暴露。“市易法”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对商品实行政府专卖，就是由政府拨出专款，设立“市易务”，事先调查各种商品的一般市场价格，再于物价低时适当增价买进，以此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物价高时适当损价卖出，以此保护百姓的利益。其目的有三：一、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二、打击富商的垄断经营；三、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这项新法的出发点固然很好，可政府代民为商，直接介入市场贸易，就等于是**裸地“与民争利”，因而必然招致旧党的诟病和责难。帝国元老文彦博就攻击该法是“官作贾区，公取牙利”“斯乃垄断之事”“有伤国体”等，并宣称其时的华山之崩就是因为此法违背天意而导致的，他说：“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除了名分问题，此法在具体执行中所碰到的技术问题和人事问题比起其他新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各种商品买卖的价格标准如何确定？其次，如何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如何及时购进紧俏商品、避免购进滞销商品？最后，如何防止主事官吏从中营私舞弊？

再者，“市易法”的另一项内容是向中小工商户提供年息百分之二十的贷款。虽然政府规定贷款人须以实物抵押和多人担保，但事实上还是有许多官吏违法放贷，如有人“抵产只及一千贯，则与吏胥、邻保计会，估为二千贯”；有的官吏则把贷款发放给自己的亲戚族人，在账籍上不登记借贷人姓名；有的官吏则加息放贷或强制放贷；等等。因而执行数年后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呆账坏账。

到后来，“市易法”不但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成为官员腐败的温床，并且为政府财政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失。

如果说“市易法”引起的流弊尚未对通盘改革造成威胁，那么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八月与此法配套的“免行钱”的施行，则直接导致了帝国高层的政治冲突，并且最终成为王安石罢相的导火线。所谓“免行钱”，就是免除京城各商行为官府和宫廷无偿提供的实物和人工，代之以缴纳商业税，亦即根据各自利润的高低向政府缴纳相应的税款。此举的本意也和“免役钱”类似，就是让国家借此获得一项相对集中而完整的税收收入。

然而，正像“青苗法”损害了地主阶层的利益、“免役法”损害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市易法”损害了大商人的利益一样，“免行钱”的施行则严重损害了包括京师各级官员、皇亲国戚和宦官们在内的帝国最上层人们的利益。因为这些人历来都是通过对京城各商行的采办和征收而获取各种利益的，其手段有盘剥、索贿、贪污、参与垄断经营等各种形式，而今由中央政府统一征税，等于彻底断送了他们的财源，当然会引发种种歇斯底里的反抗。

正当各种反对言论甚嚣尘上之际，天公又不作美，自熙宁六年七月到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的四月间，京畿一带滴雨未落、旱情严重。这种天怒人怨的局面不能不让神宗皇帝感到忧心忡忡。他终日长吁短叹，忍不住向王安石吐露了罢废新法的打算。王安石连忙说：“水旱常数，尧、汤不免。今旱虽久，但当修人事以应之。”

皇帝说：“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者。两宫乃至泣下，忧京师乱起。”

此刻的王安石一定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对于来自两宫皇太后的压力，他不得不和神宗皇帝一样感到了深切的无奈。

几天前皇太后当着皇帝的面哭着说：“安石乱天下，奈何？”而太皇太后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祖宗法度，不宜轻改，吾闻民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皇帝不甘心就此失败，力争说：“此所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干脆把话挑明了，说：“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欲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

不久一个叫郑侠的小吏又绘制了一张《流民图》秘呈皇帝，并且在奏书中称：“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情惧死……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皇帝阅毕，惶悚不安，彻夜未眠，终于在四月初六这一天下诏罢废了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法。据说诏书一下，“民间欢叫相贺”，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整整憋了将近十个月都坚持不落的雨，居然就在这一天哗哗啦啦地倾盆而下。

或许就是这场雨，最终浇灭了王安石心中灼灼燃烧的理想和**。

除了黯然离去，他还能做什么呢？

与此同时，变法派大臣吕惠卿和邓绾正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他们说：“陛下数年以来，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本来就不甘心失败的神宗皇帝借机再度下诏，除方田法外，其余新法一切如故。

然而，新法可以续行，皇帝和王安石却无力违抗太皇太后的懿旨。

该怎么做，君臣之间都心中有数。

担任钱塘县尉数年之后，我升迁为舒州（今安徽潜山）推官。巧的是，年轻时代的王安石也曾经在这个地方当过通判。我凝望着这片曾经孕育出一位宰相的青山秀水，心里想着，若干年后，我蔡京能不能成为从这里走出去的第二个宰相？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变法遭遇短暂的挫折后依然在进行，但我很快就听到了一则预料之中的消息——王安石迫于朝野压力辞去宰相职务，出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神宗皇帝以韩绛继任首席宰相，又命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作为副相辅佐韩绛继续推行新法。韩、吕二人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虽然表面看来王安石的离职并未使改革进程就此中断，但是来自反对派和帝国上下各个阶层的阻力和打击已使得改革派元气大伤而且步履维艰。不过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如果改革派能够自始至终上下一心、求同存异，那变法大业也并非断不可为。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外部，而是来自改革阵营的内部分裂。换句话说，无论这些改革者内心奉行着多么超迈的处世原则和政治理念，可他们首先都是人——从政之人。而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他们之间也会有意气之争，也会有私人恩怨，也会看风使舵而且嫉贤妒能。为了党派利益，他们要与反对派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为了个人利益，他们也会在自己人之间进行无情的权力角逐。

这就是政治。

在权力斗争的法则面前，到最后真正在对垒的往往不是“我们”和“他们”，而是“我”——以及“我”之外的所有的“他们”。

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主要有这么几位：王安石、韩绛、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人。在变法大潮初起而且进展相对顺利的时候，这些人尚能保持坚定立场和一定程度上的团结合作。可到了熙宁七年三四月间，也就是“市易法”和“免行钱”遭到疯狂围攻、改革陷入泥潭的时候，曾布意识到神宗皇帝迫于种种压力已经产生了动摇，于是率先倒戈，联合市易的倡议者魏继宗对“市易法”和“免行法”展开攻击，矛头直指负责市易务的吕嘉问，同时参劾吕惠卿。曾布在向神宗汇报这两项新法引起的问题时，竟然说“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说他“召问行人，往往涕咽”，而且认为皇帝“垂意于此”，才“足以致雨”。

然而，曾布的急于自保和见风使舵并没有让他达到邀宠固权的目的，反而和吕嘉问一起被皇帝各打五十大板，双双被罢黜。曾布的错误就在于他只看见了皇帝表面上的动摇，而没有看见皇帝内心深处对变法仍然抱有希望。他的做法不但导致自己和吕嘉问两败俱伤，而且又从内部对改革派造成了重大打击，实在是自毁长城的愚蠢之举。可相对于其后接踵而至并且愈演愈烈的权力斗争来说，曾布的所作所为只能算是一段小小的序曲。

王安石罢相之后，坐上改革派头把交椅的韩绛由于能力有限而基本上无所建树，反而让第二号人物吕惠卿处处抢了风头。吕惠卿比王安石小十一岁，此人既有学术水平，又有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在改革派中属于年富力强才干突出的中坚分子，一直受到皇帝的赏识和王安石的器重，因而在政坛上平步青云。王安石在朝的时候，恃才傲物的吕惠卿尽管与王安石时有抵牾，但还是不敢锋芒尽露；王安石一去，吕惠卿的勃勃野心立刻暴露无遗。他上任参知政事不久，便促使皇帝颁布了由他亲创的“手实法”，其目的是清查百姓家产，防止民众为了少交“免役钱”而隐瞒财产。据说此法一行，“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鸡豚亦遍抄之”“民由是益困”。连罢知江宁的王安石也忍不住提出了不同看法。可吕惠卿依然我行我素。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吕惠卿更是以强硬手段把郑侠、冯京和王安国（安石弟，反对变法）一起排挤出了朝廷。表面上看，吕惠卿此举似乎是出于公心，目的好像是为变法扫清障碍，但我们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事实上他是在利用职权挟隙报复，并进而树立自己的权威。

在吕惠卿上台不久，那个以《流民图》而上达天听、一举成名的郑侠，再次向皇帝呈上五千言的奏疏，取唐朝的魏徵、姚崇、宋璟的传记为一卷，又取李林甫、卢杞的传记为一卷，题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该疏“极陈时政得失、民间疾苦”，并声称“安石为惠卿所误至此，今复相扳援以遂前非，不复为宗社计。昔唐天宝之乱，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异此”。此奏疏不但公开对吕惠卿进行攻击，而且建议皇帝罢黜吕惠卿，让冯京取而代之。此举令吕惠卿勃然大怒。而冯京素来反对变法，如今与吕惠卿同朝当政，自然处处政见不合。所以吕惠卿便对郑、冯二人产生了强烈憎恨。

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吕惠卿之间的嫌隙更是由来已久。吕惠卿当年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而投身变法，极力攀附王安石，事其如父。王安国对此深怀反感，称其为“佞人”，并经常当面给他难堪。吕惠卿当时便已怀恨在心。而巧合的是，王安国与郑侠又是好友。所以吕惠卿就决计将郑、冯、王三人一网打尽，于是授意御史发起弹劾，称郑侠的上书献图等举动都是冯京和王安国在背后唆使的，是蓄意诽谤朝政、攻击新法；同时又授意邓绾等人出面做证，称王安国事先曾看过郑侠的奏疏，而且大加赞赏，可见这一切早有预谋。

神宗皇帝虽然对此案半信半疑，可为了变法大业的继续开展，不得不听信吕惠卿之言，把郑侠、冯京和王安国三人都贬出了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