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蔡京 政治是一门艺术1（第5页）

蔡确的小九九无非如此而已。

既然如此，我当然乐得搭这趟顺风车。权当是在我的开封府搞一次小小的防暴演习吧。于是这一天我依计集合了开封府的一帮卫士，让他们全副武装随时待命，然后我就坐在开封府的大堂上等待蔡确胜利的消息。

这一天蔡确和章惇浩浩****率领三省和枢密院的大臣们入宫问疾，可他不急于提出建储之事，而是等众人退至枢密院南厅议事时，才在众大臣面前作秀，和章惇一起声色俱厉地恐吓王珪，说要是敢对拥立延安郡王之事有任何异议，随时让他脑袋落地。此举把王珪搞得百口莫辩、哭笑不得，只好连声称是。许久王珪才不服气地嘟囔了一句：“上自有子，复何异？”意思是延安郡王是当然的储君，没必要画蛇添足。此言一出，蔡确和章惇立刻气得吹胡子瞪眼。旋即二人再度入奏，弥留中的天子终于颁下口谕。二人出殿时，恰巧遇见雍王赵颢。章惇故意大声对他说了一句话，以再次向人们强调他和蔡确的定策之功。章惇说：“已得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奈何！”雍王赶紧找了一句最保险的话说：“天下幸甚！”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初五，年仅三十八岁的神宗皇帝带着他未尽的中兴梦想溘然离世。已改名为赵煦的太子即位，是为哲宗，时年九岁，由祖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

一个曾经波澜壮阔的旧时代落下了帷幕。

帝国政坛等待着一轮新的洗牌。无论新党旧党，也无论在朝在野，每一个和政治有瓜葛的人都在紧张地眺望着这个新时代的黎明，一如眺望自己未来的政治命运。

五

三月底的一天，罢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的司马光忽然回京奔丧。他刚刚进入汴梁，守城士兵就额手相庆，大声说：“司马相公来了！”随后百姓们便把他团团围住，纷纷说：“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辅佐天子，让百姓过几天好日子！”

我知道，司马光重执朝柄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无论是深宫中那个老妇人的心中所想，还是民间的舆论和期待，都可以让人对这个新时代的基调一目了然。那一天我对自己说：改革已经成为往事了。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跟新党挥手道别，然后成为一个紧密围绕在司马光周围的人。

随后的日子里，宣仁太后开始逐步罢废新法，并着手对政坛进行洗牌。四月，以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兼任侍读，以资政殿学士司马光知陈州（今河南淮阳）；五月初，恢复苏轼的朝奉郎之职，知登州（今山东蓬莱），以程颢为宗正寺丞。同月，实质上已被架空的首席宰相王珪一病而亡，蔡确继任首席之职。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名义上的安排而已，他罢官的日子不远了。因为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司马光已经在同一天入朝担任门下侍郎，几乎是以闪电速度进入了宰执行列。

此前司马光为了试探太后的决心，数度上表请辞。宣仁太后不得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幼冲，此何时，而君辞位邪？”一片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先帝尸骨未寒，朝廷便即刻罢废新法，改革派颇有怨言，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为由提出了反对。司马光慷慨陈词：“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

这一年十月末，多名御史开始接二连三地上疏弹劾蔡确，理由是他在神宗的丧仪上轻慢废礼，有不恭之心。十二月，又有朝臣向太后揭露蔡确、章惇与邢恕在所谓“定策之功”中的阴谋，称其曾放言诬罔太后。几天后，旧党嫌这种侧面攻击力度太弱，遂由御史刘挚出面，说出了他们真正想说的话。刘挚称：“蔡确与章惇固结朋党，自陛下进用司马光、吕公著以来，意不以为便，故蔡确内则阳为和同，而阴使章惇外肆强悍，陵侮沮害。中外以为确与惇不罢，则善良无由自立，天下终不得被仁厚之泽。”

至此，我知道新党全军覆没的命运已经无法避免了。

我摸着自己头上这顶开封知府的乌纱帽，不禁有些黯然神伤。

还有没有机会让我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仕途？

第二年，也就是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我在惶惶不安中终于盼来了一根救命稻草。司马光奏请太后，以五日为限罢废“免役法”、全面恢复“差役法”。诏命一下，其他州府的官员都叫苦连天，称五日期限太短，无论如何难以完成。唯独我接到诏命的时候心中窃喜。

短短五天内我就在辖下的两个县城整整征集了一千多名差役，如期完成任务，令所有同僚瞠目结舌。我亲自去拜见司马光，向他报功。司马光大喜过望，不住地夸奖我说：“倘若人人都像你这样，何必担心法令不行啊！”

能得到司马光的褒奖和赏识，我就能在新朝中确保自己的地位。

这一年闰二月，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蔡确在旧党的猛烈攻击下丢掉了宰相之职。同月，司马光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不出所料地成为新朝廷的首席宰相。在随后的日子里，司马光迫不及待地把熙宁和元丰年间的一切新法罢废殆尽。史称“元祐更化”。然而，司马光这种过于操切的做法却引起了其他旧党人物的反对。苏轼、苏辙、吕公著、范纯仁等人都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旧法并非尽善尽美，而新法也并非一无是处，不宜骤然更张，尽废新法，而且告诫他应“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也就是劝他不能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可司马光却对众人的建议置若罔闻，依然一意孤行。

同月，新党的另一个大佬、时任知枢密院事的章惇亦被罢职。

至此，洗牌行动基本上宣告结束。朝廷的所有重要职位全部被旧党所占据。

我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躲过了一劫。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年九月，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司马光，仅仅当了七个月的宰相便一病而亡。

这对我来讲绝对是个不祥之兆。

果不其然，不久后旧党的御史们便对我发起了攻讦，说我“挟邪坏法”。他们之所以给我安这么一个罪名，主要是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蔡确等人的“定策之谋”。

其实这时候说我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

道理很简单——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新党都倒了，唯一对我抱有好感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也死了，我凭什么在朝中待下去？

我旋即被罢免，出知成德军。

自此，我从仕途的第一个高峰上跌落，开始步入一个漫长的低谷。整个元祐年间，我都在帝国的四面八方漂流辗转。先是改知瀛州（今河北河间），不久又徙成都。其后谏官范祖禹又继续落井下石，上疏弹劾，说我这个人“绝不可用”。于是我又接连被贬为江、淮、荆、浙发运使，然后又出知扬州，再知郓州（今山东东平）、永兴军，于元祐末年才又回到成都任上。

在元祐时代的九个年头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落败的原因是什么？

表面上看，是一系列瞬息万变的外在原因导致了我的失败。比如神宗皇帝的英年早逝，致使政局为之一变；比如蔡确贪图“定策之功”，又把我拉下水，予人攻击新党的口实；又比如我好不容易取得了司马光的信任，可这把保护伞又倒得太早；等等。也就是说，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我的意志能够转移的，因此我的失败并非自身的主观原因所导致。

然而，答案果真如此吗？

不。我觉得寻找客观原因是没有用的，我必须追究自己身上的问题。

虽然我在熙宁年间已经抛弃了纯真的理想，领悟到政治就是一门艺术——站队的艺术，可这种领悟还是太过于幼稚肤浅。因为我没有考虑到一旦新党失势我自己也在劫难逃；我没有考虑到这种从一而终的站队思维等于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别人手上——成败都取决于别人或运气，而不取决于我自己。

通过九年的反复思考，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政治不应该仅仅是站队的艺术。

这种思维充其量只是入门的水平。政治应该还有更深邃的内涵。

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种内涵是什么？

换句话说，政治应该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