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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不妨把话说得直白些，亲爱的。就目前而言，你的生活中恐怕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这是不是说，你不想和我保持订婚的关系了？”

伊莎贝尔芳唇直抖，挤出了一个笑容。

“不，别说蠢话。我的意思是等你归来。”

“也许要等一年，或者两年呢。”

“这没有关系。也许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他望着她，目光专注，仿佛想要看到她内心深处似的。她微微一笑，以此掩饰自己内心的悲苦。

“哦，我想先上巴黎。那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不会有人干涉我的生活。战时休假，我去过几趟巴黎。不知怎么，我有一种感觉：一到了那里，浑浊的大脑就会变得清晰。那是一个奇妙的地方，会叫你觉得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胸中的块垒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想到了那里也许就能看清前进的方向了。”

“假如不能如愿，你又该如何？”

他嘻嘻地笑了笑。

“那样我就改弦更张，重拾我的美国人生观，痛改前非，回到芝加哥来，有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

这次深谈对伊莎贝尔触动很大。她对我讲述时，免不了有些激动。待把话说完，她望了望我，表情惹人哀怜。

“你觉得我做得对吗？”

“我觉得你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另外，我还觉得你有一副菩萨心肠，待人仁厚，善解人意。”

“我爱他，希望他能够生活幸福。要知道，从某些方面来说，他离开家乡，我并不感到遗憾。我想让他摆脱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不仅是为了他，也是为了我自己。我不能怪那些人说他不会有什么出息。我恨他们，然而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忧虑，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不过，请别说我善解人意。对于他在追求什么，我还是理解不透。”

“也许你的心能理解，但从理智上却理解不透。”我笑笑说，“为什么你不立刻和他结婚，跟他一起到巴黎去？”

她的眼睛里微微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巴不得这样做，可是我不能。要知道，虽然我不愿承认，但我内心真实地觉得，没有我，他的境况会更好一些。如果纳尔逊医生的话说得对，他的病是一种慢性惊恐症。换换环境，接触新的事物，会使他康复如初。等到他内心恢复了平静，他就会回到芝加哥来，像周围的人一样工作、生活。我可不愿嫁给一个闲汉。”

伊莎贝尔从小受环境的影响，已经接受了大人给她灌输的原则。对于金钱，她并不多加考虑，因为她从小到大从未尝过缺钱的滋味。不过，出于本能，她可以感觉到钱的重要性—钱意味着权势和社会地位。作为一个男人，挣钱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也是他一生的事业。

“要说你理解不透拉里，我并不感到奇怪。”我说，“我敢肯定，连他本人也理解不透自己。他只字不提自己的人生目标，那是因为他的人生目标是模糊不清的。实不相瞒，我跟他并无深交，此处所言仅仅是猜测—他是不是在寻找某样东西，某样他并不了解，甚至都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东西呢？也许，他在战争中不知经历了什么事情，才使得他躁动不安，得不到安宁。依你看，他是不是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就像天文学家在寻找一颗只有数学计算说明其存在的星体一样？”

“我觉得有种什么东西在干扰着他。”

“你指的是他的灵魂吗？也许，他所害怕的是他自己吧。也许，他隐隐约约看到了某种景象—至于这种景象是否真实，他并无把握。”

“他有时候叫我觉得他行为古怪，给我一种印象—他像是个梦游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突然醒过来，摸不清自己身在何处。参战之前，他是很正常的。那时，他最可爱的地方是对生活的热爱。他悠闲潇洒，乐呵呵的，跟他在一起十分开心。那时的他甜蜜可人，说话妙语连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令他与以前相比判若两人了呢？”

“这种情况我也说不清。有时候，一件小事情对一个人就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要取决于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记得有一次过全圣节（法国人称之为亡人节），我到一个村庄的教堂去做弥撒—德军最初一攻入法国，那座村庄就遭到了的军队**。教堂里挤满了军人和穿着丧服的女人；教堂墓园里看得到一排排木制的小十字架。弥撒庄严、悲伤，女人们泪流满面，男人们也伤心落泪。我当时有个感觉，认为长眠于那些小十字架下面的死人可能比活着的人还要好受些，我把自己的感受讲给一个朋友听，他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却难以解释得清。看得出，他认为我是个十足的傻瓜。我还记得，在一次战斗之后，阵亡法军士兵的尸体被堆放在一起，像小山一样，看上去就像是一堆提线木偶，被破了产的木偶剧团胡乱丢在肮脏角落里，因为它们再也派不上用场了。当时，我想到的就是拉里告诉你的那句话：“人死如灯灭。死了，一了百了。”

我可不想让读者觉得我在故弄玄虚，给深深影响了拉里的那段战争经历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非得等到最后才揭开谜底。对于那段经历，他恐怕给任何人都没有讲过。过去了许多年之后，他才对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个叫苏姗娜?鲁维埃的女子讲述了那段如烟的往事，说一位年轻的飞行员为了救他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苏姗娜?鲁维埃把他的话转述给我，而我只能根据二手材料进行复述，而且是从她的法语翻译过来的。拉里显然跟飞行队里的另一个小伙子结下了很深的友谊。苏姗娜不知道那个小伙子的名姓，只知道他的一个很滑稽的绰号—那是拉里讲到他时所提到的。

“他是个红头发的小个子，爱尔兰人，我们都叫他‘捣蛋鬼’。”拉里这样告诉苏姗娜，“在我认识的人里面，他最具活力，简直可以说是生龙活虎。他长了一张滑稽的脸，脸上挂着一副滑稽的笑容，见了他，你禁不住就会发笑。他是个闯事精，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总是挨上司的骂。他完全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战场上九死一生捡回一条命，他也会一脸笑嘻嘻的样子，就好像出生入死是天下最好玩的事情一样。不过，他天生就是个当飞行员的料，一上蓝天就变得冷静、机警。他教给我不少东西。他比我年纪大一点，因此将我置于他的保护伞之下。这实在具有喜剧效果—我比他要高出六英寸，论打架，我可以轻松地把他放倒。一次在巴黎，他喝得酩酊大醉，我怕他惹是生非，果真把他放倒过。

“加入飞行队时，我觉得有些跟不上趟，生怕自己干不好。他百般鼓励我，让我树立自信心。他对战争的看法离奇古怪，对德国人没有丝毫敌意，只是因为爱打架，才乐颠颠地喜欢和德国人交锋。每击落一架敌机，他只是觉得好玩而已。他是个无法无天的人，行为粗野，无拘无束。但他身上有一种诚恳的素质，叫你不由得会喜欢上他。他会把你的钱拿去花，而为了你，他也愿意倾尽钱囊。如果你觉得孤独，或者想家，或者害怕，像我有时候那样，他就会看出来，让他那张丑陋的小脸上堆满笑容，然后说一些贴心的话，使你的心情恢复正常。”

说到这里，拉里抽了一口烟斗，苏姗娜在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经常编造出一些事由，以便我俩一起出去度假。每次去巴黎，他就狂放不羁。那段时间，我们玩得真开心。1918年的3月，我们又准备出去度假，并提前做出了安排。我们的计划满满的，有许多事情要做。就在临行前一天，我们奉命飞越敌军防线侦查，把侦察到的情况带回来。突然，我们与几架敌机遭遇。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双方已经进入了激战。一架敌机追过来，但我先下手将其击中，然后转过脸去看它会不会坠落。就在这时，我从眼角看过去，发现又有一架敌机盯上了我。我向下俯冲想躲开它，可它一转眼就追上了我，我想这一下可完了。却看见‘捣蛋鬼’闪电般冲过来，把雨点般的子弹泼在它身上。敌机战不过我们，夹着尾巴逃跑了，我们也返回了基地。我的飞机被打得遍体鳞伤，算是挣扎着着陆了；而‘捣蛋鬼’先我一步着陆。我下飞机时，他们刚把他抬出驾驶舱。他躺在地上，在等救护车来。他看见我，咧开嘴笑了。

“‘那玩意儿盯住你不放，我把他打下来了。’他说道。

“‘你怎么啦，捣蛋鬼？’我问他。

“‘哦，没什么，他打中了我的胳臂。’

“只见他脸色惨白。突然间，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古怪的神情。他此时才醒悟到自己快要死了。在这之前，他心里从没想到过自己竟然还会死去。没等周围的人反应过来，他一挺身坐了起来，哈哈大笑道：‘去他的，我死啦！’说完，他就倒下去死了，年仅二十二岁。他原本打算在战争结束后回爱尔兰，跟一个爱尔兰姑娘结婚呢。”

和伊莎贝尔长谈后的第二天，我就离开芝加哥去了旧金山，准备从那儿乘船前往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