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严嵩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坟墓1（第6页）

很显然，这对我们来讲无异于一场生死攸关的PK。谁在这场青词大赛中落败，谁就会失去天子的宠幸，失去手中的权力，并最终失去一切。

而让我不住窃喜的是——夏言照旧没把它当回事。

夏言虽然比我年轻两岁，可这一年也已经六十五了，文思早已不如当年敏捷；加之要独掌内阁大权，整天被繁忙的政务搞得焦头烂额，所以每次所撰的青词都是硬着头皮敷衍了事，甚至经常叫手下人捉刀代笔。而我虽然也已年迈，但我对待青词的态度比他端正得多，再加上我的儿子严世藩也是出手不凡的笔杆子，所以在我的把关和润色之下，我们父子所撰的青词每每能博得天子欢心。据我在宫中的眼线透露，嘉靖皇帝对夏言所进的青词极度不满，每每弃掷于地，而对我所撰的青词，天子几乎篇篇爱不释手，甚至每字每句都赞不绝口。

重获天子宠幸之后，我儿子世藩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愈加肆无忌惮地大行贪墨之事，对此我深感忧虑。虽说我本人也并不认为当官的人就必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所谓“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个道理我懂，可问题是凡事总要有个度，不能过于明目张胆、贪得无厌。所以我屡屡劝诫儿子，让他收敛一点。没想到世藩却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我忍无可忍，觉得这么下去迟早有一天会给家族带来灭门之灾，遂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七月上疏天子，要求将世藩罢官，遣返原籍。

可谁也没有料到，奏疏呈上之后，天子不但没有罢免世藩，反而将他擢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宝司事。

有了天子撑腰，世藩从此更是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对此我也只能苦笑。

摊上这样一个宝贝儿子和这样一个宝贝天子，我还能怎么办呢？

夏言最终的失败源于“河套之议”。

所谓“河套”，指的是黄河的“几”字形凸出部及其周边流域。这个地区具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历代均以水草丰美著称，故民谚有云：“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然而自从孝宗时代起，河套地区便被鞑靼（后元）的中兴之主巴图蒙克（自称“大元可汗”，《明史》称“达延汗”）及其子孙所占据，到了嘉靖一朝，达延汗老死，他的两个孙子吉囊和俺答兄弟盘踞河套内外，连年入寇，成为本朝一大边患。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吉囊病死，所部尽归俺答。此后，俺答更是年年进犯，大明百姓饱受**，戍边将士大多战死。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时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兵部侍郎曾铣提出了收复河套之议。奏疏呈上，嘉靖皇帝命兵部复议。兵部认为明军主动出击的时机并不成熟。我的意见也与兵部一致。但是，当时主政的夏言却赞成曾铣之议，力主出兵收复河套。最后天子支持夏、曾之议，让兵部发银三十万两，命曾铣“修边饷兵，便宜调度”。

曾铣得到天子和朝廷的支持，开始募集士卒，修筑堡垒，并瞅准时机督兵出塞，对鞑靼的游部实施了一次突击，斩首数十人，缴获牛马骆驼九百余、兵仗器械八百余件，旋即上表向朝廷奏捷。天子大喜，当即论功行赏。曾铣大为振奋，很快便会同陕西、延绥、宁夏三省巡抚及三镇总兵再次呈上“复套方略”十八项。兵部尚书王义旗等人也见风使舵，转而支持复套之议。

然而，在我看来，夏、曾等人和天子都有些盲目乐观了。这次小小的胜利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实在不足以作为收复河套的坚实理由。以当时明军的战斗力而言，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况且鞑靼之患由来已久，规复河套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其时朝廷的边策应该要“戒急用忍”，边镇守军的当务之急也应是练兵筑垒、巩固边防，断不可贪功冒进、轻启战端。其实，当时很多朝臣和边帅都和我一样持反对意见，尤其是边防经验极为丰富的宣化总督翁万达就认为：绝对不可向鞑靼挑衅，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然，我反对复套也不完全是出于公心。

因为力主复套的人是夏言。倘若河套真的收复，夏言就成了大功臣，他的地位势必无人可以撼动，到时候我严嵩就要一辈子看他的脸色行事，永无出头之日。

所以，无论在公在私，我都不会支持“复套之议”。但是他们有嘉靖皇帝撑腰，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就在曾铣秣马厉兵、积极备战之际，亦即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十一月的某个深夜，皇宫大内突然发生了一场重大火灾——坤宁宫被夷为平地，方皇后葬身火海。

准确地说——是有人故意纵火，谋杀了方皇后。

其实，幕后黑手不是别人，正是嘉靖皇帝朱厚熜！

因为在火灾发生时，天子朱厚熜的表现极为反常，令人疑窦丛生。坤宁宫刚刚起火的时候，天子正在坤宁宫左侧的永寿宫里，当时宫监们都急着要去救火，可天子却慢条斯理地说：“让它烧吧，烧掉了朕再盖一座新的。”众人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坤宁宫化为一片焦土，而可怜的方皇后就这样被活活烧死，天子却自始至终不发一言。

这是后世史家判定朱厚熜为纵火主谋的证据之一。至于天子的动机，则要追溯到五年前那起震惊内外的“壬寅宫变”。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即农历壬寅年十月的一个夜晚，天子朱厚熜夜宿宠妃曹氏（端妃）的宫中。趁皇帝熟睡之际，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多名宫女忽然用绳子勒住了皇帝的脖子。可由于宫女们紧张过度，仓促间把绳子打成了死结，无法勒紧。皇帝昏死过去之后，其中一名宫女又悔又怕，偷偷溜出去报告了方皇后。方皇后随即命人将十几名宫女悉数逮捕，严刑拷打后很快查出了事变的主谋宁嫔王氏。王氏对此供认不讳，但出于对端妃的嫉妒，遂诬指端妃为弑逆同谋。

事变发生后，嘉靖皇帝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宫中事务皆由方皇后做主。方皇后对端妃的受宠本已怀恨在心，加上王氏的指控，遂下令将端妃、王宁嫔、杨金英等二十余人全部处以凌迟之刑。据说临刑那天，端妃苦苦喊冤，其声凄厉。王宁嫔盯着她冷冷地说：“当初你在皇帝面前凌辱我，今天你也得了报应。我总算出了口气，让你不得好死！”

一个月后，嘉靖皇帝醒来，才知道他最宠爱的端妃已经被诬至死，而且听说了她临死前的种种惨状。天子伤心欲绝，知道这是方皇后出于嫉妒而下的毒手，故对其恨之入骨。但方皇后有救驾之功，所以天子表面上还是对她敬重有加，封其父为平安伯，暗地里则一直想替端妃报仇，置方皇后于死地。可几年来方皇后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过失，嘉靖皇帝抓不住把柄，也就没有办法光明正大地废黜或除掉她。最后天子不得不出此下策，在嘉靖二十六年的冬夜自编自导了失火的一幕。

可想而知，天子朱厚熜最希望人们把这场火灾解读成“天谴”，这样才能掩盖整个事件的真相。所以他在事变后故意表现出了极大的戒惧，不但赦免了一批政治犯，而且诏命臣工直言朝政。

我顺水推舟地把这场“天灾”的原因推到了夏言和曾铣的头上。我上疏说：“灾异原因，实由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而夏言与曾铣互为表里，淆乱国事，亦同加罪惩处。”与此同时，我又授意那些依附我的朝臣纷纷上疏归咎于夏、曾。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要掩人耳目的天子自然是把“规复河套”抛到了九霄云外，于是即刻下谕推翻前议。他说：“逐贼河套，果真师出有名否？纵使兵饷粮草有余，成功可必否？一曾铣原不足惜，倘或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试问何人负责？”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正月，夏言被罢免。稍后，曾铣被捕，兵部尚书王义旗被逐出朝廷，所有支持复套的官员全部遭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为了把夏、曾二人彻底置于死地，我又找到了原镇守甘肃的咸宁侯仇鸾，让他出面指控曾铣克扣兵饷、行贿夏言等罪状。仇鸾一直是我的心腹，不久前因贪渎之罪被曾铣弹劾下狱，对曾铣恨之入骨，所以对曾铣发出指控。同时，我又授意刑部侍郎詹瀚、左都御史屠侨、锦衣卫都督陆炳等一干心腹出面证实夏言受贿之事。

三月，曾铣依照“交结近侍”律被斩于西市，妻儿皆流放边地。

曾铣既死，夏言就在劫难逃了。刑部尚书喻茂坚同情夏言，奏请为他酌情减罪。天子愤然道：“他早就该死了！朕赐他香叶冠，他居然不奉旨，可谓目无君上，亵慢神明。今日又有此罪，如何饶恕？！”就在这节骨眼上，俺答又率军入寇居庸关，我紧紧抓住这个时机，上奏天子，称皆因夏言主张复套，才导致俺答入寇，实属罪不可赦。

这一年十月，夏言被斩于西市；其妻张氏流放广西，子孙多人皆罢官削籍。

两年前，当我和儿子严世藩一同在他面前卑躬屈膝、痛哭流涕的时候，夏言绝对想不到会有今天。

一世清高的夏言终于为自己的清高付出了代价——惨重的代价。

夏言一死，内阁大权尽归我手。虽说不久后便有南京吏部尚书张治与国子祭酒李本相继入阁，但此二人的资历和声望都甚为浅薄，在我面前也只有唯唯诺诺而已。

从此，我真正成了大明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而且一直把这个巨大的权势保持了十余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