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严嵩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坟墓1（第2页）
一瞬足以诉尽沧桑。
好了。我已时日无多。我们开始吧……
一
我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出生在江西分宜一个名叫界桥的小山村，祖上也曾功名显赫。我的先祖严孟衡是本朝永乐年间进士，官至浙江按察副使，我的高祖父也曾经当过四川的布政使，可谓历代官宦、世世书香，只可惜后来家道中落，到我父亲严淮这一代，已经沦落为无权无势的穷秀才。我父亲虽然满腹诗书，但终其一生都未能考取更大的功名，因此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五岁起便让我入塾就学。所幸我没有让父亲失望。小时候的我不但聪慧灵敏，而且很早就擅长诗联应对，被乡里誉为“神童”。
七岁那一年，我就已经在诗文中吐露了日后要成为朝堂阁老的远大志向。我有一个叔父跟我父亲一样，最大的功名只考到秀才，但平日甚为自负。有一天他想考我，就语带讥讽地吟出一句上联：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我一听，立即不假思索地对出下联：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当即把我这个自负才学的叔父羞得满脸通红并且哑口无言。还有一年冬天，我父亲凝视着窗外的雪景，忽然吟出一句：肃指寒梅一枝，漏破春消息。
我沉吟片刻之后，朗声道：喜攀丹桂十年，成就我功名！
那一刻，我看见父亲的脸上忽然绽放出一个无比欣慰的笑容。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秋天，我赴南昌参加乡试中举，随即在我的家乡引起轰动。我返乡之日，当时的分宜县令还专门设宴为我庆祝。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春天，二十六岁的我进京会试，高中二甲第二名，获赐进士出身；旋即又通过吏部朝考，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编修。
自本朝洪武年间的黄子澄、刘仲质之后，我是江西分宜第三个入选翰林的人，而且是一百二十年来的第一个。这项殊荣无疑让我那一生不得志的父亲扬眉吐气、倍感自豪，也使我从此成为家乡人的骄傲。
按说少年得志的我理应就此大展宏图，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刚刚走上仕途不久，年仅三十六岁的孝宗皇帝朱祐樘便龙驭宾天。随后继位登基的武宗朱厚照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根本不问朝政，唯喜声色犬马。司礼太监刘瑾趁机架空皇帝、大权独揽，并且接二连三地发起狱案，对文臣集团实施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一转眼帝国政坛便已面目全非，朝臣们人人自危，陷入了空前的恐怖之中。
面对如此不堪的政治局面，位卑言轻的我自然是心灰意懒，感到前途渺茫，遂萌生去意。适逢我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我顺势按制丁忧，回乡住了两年多。守孝期满，我无意复出，便以养病为由留在家乡，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钤山隐读”生涯。
事后来看，正是这远离朝堂、韬光养晦的十年，使我的文学造诣和诗文水平达到了一个令时人瞩目的高度；同时，我这种归隐田园、淡泊沉潜、不慕利禄、不恋荣华的道德姿态也让我获取了宝贵的“时望”和“清誉”。这一切共同为我日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因如此，后世便有人据此声称我这是“以退为进”“沽名钓誉”，目的是为日后的复出积累政治资本。其实这么说不太准确，也有失公允。我承认，我选择隐居并不意味着我从此就不再进入政坛；我也承认，在这寄情山水、吟诗作文的十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大明官场的政治动向和局势演变。但这并不表示我一开始就是有预谋地要把自己十年的宝贵光阴当成一支钓竿去钓取“清誉”，或作为一种赌注去赢得更高的身价。倘若我人生中的这个“黄金十年”果真具有如此的表演和作秀性质，那我的个人修为和诗文造诣势必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我这十年肯定也会过得异常焦灼不安。
如果人们真是这样认为，那显然是极大地低估了我的境界，也侮辱了我的智慧。
事实上，一个只懂得活给别人看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活得精彩的。这个道理我懂。所以说白了，我这“钤山隐读”的十年无非就是在自我完善、自我充电，为自己的生命积蓄能量而已。
因为我始终认定：一个人的能量如果足够强大，就无须担心老天爷不给他机会。
机会迟早是有的，关键看你的能量是否能与之匹配。
所以说，我的十年“钤山隐读”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用你们今天经济学的语言来讲，我也是需要承担“机会成本”的。也就是说，我并不能断定“隐居”就是我诸多人生选择中最好的一种，我也不能断定别人在仕途上种种锐意进取的选择就比我更糟。我唯一能断定的是——只要我在自己生命的空杯上不断地注水，总有一天，它就会盛满，并且自然而然地流溢而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我为热衷于斋醮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所撰写的那一篇篇青词之所以能一再获得天子的激赏，正是我那充溢满盈的生命之水自然流淌的表现。换言之，我日后所获得的成功不可能是早有预谋的结果。道理很简单：当年在那穷乡僻壤中苦心钻研诗文之道的时候，我怎么可能预见未来的天子会是朱厚熜呢？我又如何预见朱厚熜会那么迷恋斋醮、那么需要青词呢？我又怎么知道我在诗文上取得的精深造诣竟然会成为我青云直上并最终位极人臣的最重要原因呢？
很显然，这一切都是不可能预谋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极度渴望成功，却又始终缺乏机会，请你一定要记住——先给自己的空杯加水。
不懈地加水。
相信我，很快你就能看到生命之杯充溢满盈的那一刻。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我告别家乡的青山秀水，重新步入仕途，在南京当了四年多的低级官吏；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秋天，我进入南京翰林院担任侍讲。这一年我已经四十二岁了。我不知道真正的荣华富贵距离我还有多远，但我始终不急不躁。在南京翰林侍讲的任上又待了四年、亦即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五月，我终于升任国子祭酒，回到了阔别将近二十年的北京。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的仕途开始进入一条上升通道。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我升任礼部右侍郎，次年又擢为左侍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十月，迁吏部左侍郎；是年年底，升任南京礼部尚书、稍后迁吏部尚书。这最后一项调往南京的任命，在官秩上是升了，从正三品升为正二品，但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因为南京朝廷属于有名无实的机构，并没有真正的职权。
我意识到自己遭到了其他朝臣的排挤。要想重新回到天子脚下，必须寻找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
为此我锁定了一个江西同乡——夏言。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小我两岁，晚我十二年中进士，资历比我浅得多。他的仕途本来并不比我顺畅，入仕后曾经当了好多年的低级官吏，可因为他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所撰青词博得了嘉靖的欢心，于是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起便陡然间官运亨通，从一个小小的吏科都给事中（正七品），历翰林侍读、吏部少詹事、翰林学士、礼部左侍郎掌院（正三品），到嘉靖十年年底一跃而为礼部尚书（正二品），成了我的顶头上司。短短一年多连升五级，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可我知道，他仕途飞升的秘诀无非就仗着两个字——青词。
这个发现无疑对我日后的仕途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嘉靖十年起我便开始刻意交结夏言。虽然我长他两岁，资格又比他老，但我在他面前执晚辈礼，对他恭敬有加。然而，夏言为人一贯恃才傲物、孤介清高，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有一次我从南京回朝，特意在家中摆酒设宴，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邀请函命人送到他的府上，没想到竟然被他一口回绝。我只好亲自登门邀请，以表诚意，可夏言依然拒绝，甚至都不肯出来见我一面。那天我索性在他府邸的台阶下长跪不起，并手捧请柬，逐字逐句地朗诵，丝毫不在意路人诧异的目光和夏府下人困惑而鄙夷的眼神。
当时的我虽然任职南京，手无实权，但毕竟是堂堂的当朝二品大员。我相信，那天我长跪夏府阶前的行为，没有几个人敢做、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做。
但是我做了。
我严嵩毫不犹豫地做了。
如果说我严嵩日后所取得的成功是世人难以企及的，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愿意为我的成功付出代价，哪怕是在必要的时候牺牲尊严。
我知道，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会说我这么做是“丢份儿”“没面子”“低三下四”，甚至会说我斯文扫地、厚颜无耻、阴险狡诈、不择手段等。
我承认这些人的看法有他们的道理，“面子”和“尊严”的确很重要，尤其对一个男人而言。所谓的“男儿膝下有黄金”“士可杀，不可辱”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可问题在于：这只是普通人的逻辑，不是成功者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