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贾似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2（第2页）
我一听这话味道不对，几个月后再次称疾求去。度宗皇帝傻了眼，涕泗横流地苦苦挽留，并且许我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朝，我才做出一副勉强的样子留了下来。
从这一年开始，帝国的末日就开始降临了。
然而我就像一个被上天宠坏的孩子一样，龟缩在由所有人的敬畏和尊崇所编织成的安乐窝中，忘乎所以地品尝着权力的美味，根本无视那已经近在咫尺的身死国灭的灾难。
当一个人被欲望和享乐俘虏的时候，他就会沉浸在虚假而脆弱的梦境中不愿醒来，直到灾难之刃一举刺穿他的梦境，他才会在一瞬间发现——原来致命的危险从来不曾消失，只不过被他有意无意地遗忘罢了。
可当他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年末，蒙古大军再度南下，进抵南宋江汉防线的一座军事重镇——襄阳（今湖北襄阳）。此次的南侵主帅是蒙古人阿术，而副帅就是七年前那个降蒙的南宋将领刘整。
我数年前所犯下的那个错误终于结出了恶果——因为刘整对南宋的整个战略部署了如指掌。这次南侵计划就是他向忽必烈献计的结果。咸淳三年十一月，时任蒙元南京宣慰使的刘整就对元世祖忽必烈说：“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若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随后忽必烈便下诏征发诸路兵马，由阿术和刘整为统帅大举南征。
兵临襄阳城下后，刘整对阿术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兵，则事济矣。”随后元军便大力建造兵舰、训练水师。而在此之前，富有军事才能的主帅阿术在侦察襄阳地形时便发现，南宋后方支援襄阳的粮道就是汉水，于是断然在白河口和鹿门山修筑了两座城堡，并在汉水的河道中筑台，与夹江而筑的两座堡垒遥相呼应，一举掐断了襄阳的补给线。
时任襄阳知府的吕文焕见状大为恐慌，立刻修书飞报他的兄长吕文德。可当年的沙场老将吕文德经过多年的养尊处优之后，显然也和我一样，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和军事判断力，把此次蒙古人志在灭宋的侵略战争误作边境地区经常有的军事骚扰，不但不以为意，还对吕文焕的信使破口大骂：“汝等妄言邀功！倘若真有此事，也不过是假城而已。襄、樊（襄阳位于汉水南岸，樊城位于北岸，两城唇齿相依、协同作战，故合称“襄、樊”）的军需储备可支十年！回去告诉吕六（吕文焕），只需固守。若刘整胆敢轻举妄动，待春汛一到，我亲自出征，恐怕到时候他们就要闻风而逃了。”
吕文德的率意轻敌和盲目自信除了遭人耻笑和贻误战机之外，对于岌岌可危的襄阳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帮助。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十一月，襄阳守军为了摆脱被动局面，主动向沿江的元军山寨发动数次进攻，却被严阵以待的元军一一击败，付出了重大的伤亡。
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三月，阿术率部围攻樊城，南宋京湖都统制张世杰出兵拒敌，在赤滩浦与元军激战，却再度失利。战报传至临安，群臣惶恐，纷纷建议起用高达救援襄阳。可当御史李旺代表众人前来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却仍然把心思放在南宋这个小江湖的内部斗争上，而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估计不足。我听完李旺的奏报后，只冷冷地丢给他一句话：“我若让高达出援，那要把襄阳守将吕文焕置于何地？”
李旺退出后无奈地长叹一声：“吕氏安，则赵氏危矣！”
朝臣们建议起用高达的消息传至襄阳后，吕文焕的思维方式竟然和我如出一辙，并不把高达入援视为雪中送炭，反而认为是对他个人地位的一种威胁，故而怏怏不乐。其幕僚见状，便献计说：“这事好办。如今朝廷认为襄阳危急，故有起用高达之言，倘若我们向朝廷报捷，高达自然就不会来了。”吕文焕大喜，随后俘虏了几名元军的哨探，就向朝廷谎奏大捷，复用高达之议遂就此不了了之。
虽然我出于个人恩怨没有让高达去援救襄阳，但作为一个帝国的宰相，我对于襄阳之围也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这一年春汛到来后，我便命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乘春水高涨之际押运粮草援助襄、樊。七月，襄、樊地区秋雨不断，汉水暴涨，我抓住时机再命夏贵率部突袭元军城堡。夏贵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分遣舟师在东岸的林谷间出没，试图吸引蒙军的注意力，然后出其不意地攻击元军筑于西岸的城堡。此计却被阿术识破，他下令元军舟师集结于虎尾洲，为准备偷袭的宋军张开了一个口袋。次日，夏贵的主力果然进入了元军的埋伏圈，结果被打得大败，有五十多艘战舰沉毁，溺毙者不计其数。
我闻讯后急命我的女婿范文虎率部驰援夏贵，不料在灌子滩再度遭到元军伏击，宋军战败，范文虎仅以轻舟遁去。
这一年十二月，吕文德病死于鄂州，临终前不停哀叹：“误国家者我也！”
夏贵、范文虎相继大败，而鄂州守将吕文德又卒，到了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前线的形势已经异常严峻，我不得不暂时撇开个人恩怨，于这一年正月起用高达为湖北安抚使，出知鄂州；起用孙虎臣为淮东安抚副使，出知淮安（今江苏淮安）；并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救援襄、樊。范文虎担心被李庭芝抢了头功，马上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若让我领数万兵马入援襄阳，必一战可平。但求不受他人节制，事成之后，自然应归功于恩相。”
女婿的功劳就是我的功劳，我当然也不愿看到李庭芝压过他一头，所以当即任命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让他对李庭芝进行牵制。随后李庭芝屡次相约范文虎出兵，范文虎便以朝廷旨意未至为借口，故意迁延，准备寻找机会独自出兵以建奇功。
时隔五年之后，当我一无所有地站在漳州城南这座小小的木棉庵里，透过往事烟云，我看到咸淳年间的那个贾似道的确是令人不齿的，说那个时候的他完全是一副祸国殃民的奸臣嘴脸也并不为过。曾经在“鄂州保卫战”中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个贾似道早已经死了；此后为了挽救国家经济而不惜触犯众怒力推公田法的那个贾似道也死了；最后剩下来的这个贾似道只是一具活在私欲和享乐之中的行尸走肉而已。宗庙社稷的安危存亡早已被他抛到脑后，他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自己的富贵、自己的名利、自己的权势、自己的嗜欲……
当襄、樊的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捐躯沙场，咸淳六年的贾似道却逍遥自在地徜徉在西湖的美景中、沉醉于葛岭的温柔乡里。他在豪宅中大兴土木、修筑楼阁亭榭，还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半闲堂”，将自己的塑像置于其中，与一群美姬宠妾日夜**乐。他酷爱“斗蟋蟀”，经常与众妾席地而坐、以此为乐，有熟客来，不禁笑言：“此军国重事邪？”
客人说得没错。这就是我当时的“军国重事”！我痴迷于蟋蟀罐里的厮杀恶斗，却遗忘了蒙宋之间的你死我亡。
除此之外，咸淳六年的贾似道还酷嗜古董珍玩，为此特地修建了一座“多宝阁”，一日一登，流连忘返。他听说西南名将余玠的殉葬品中有一条珍贵的玉带，便不惜掘墓开棺，将其据为己有。凡是让他看上的奇珍异宝，无论主人是谁，都必须乖乖地贡献出来，否则就吃不了兜着走。
咸淳六年的贾似道还享受到来自度宗皇帝的最高礼遇，不但可以累月不朝，而且还能入朝不拜。就算偶尔入朝，退朝时度宗皇帝也要起身避席，目送他离开殿庭才敢坐下。而他本人不但绝口不提襄、樊战事，也不许任何人言及。有一次度宗皇帝忍不住问他：“襄阳围已三年，奈何？”他竟然不动声色地反问：“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
皇帝吞吞吐吐地说：“适才有女嫔言之。”
几天后这个多嘴的嫔妃就被赐死了。
从此边事日急，然而朝野上下，再无人敢多说一句。
六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元军的一名将领张弘范忽然发现，原来襄阳久困不下的原因是它的粮道并未被真正堵死，宋军还时常通过后方的江陵（今湖北江陵）与归州（今湖北秭归）断断续续地运送补给。张弘范遂献策：“若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速毙之道也！”
元军统帅采纳了张弘范的建议。自此，襄、樊的补给线被彻底切断，形势更加危急。
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四月，范文虎进兵湍滩，与阿术展开遭遇战，兵败，统制朱胜等百余人被元军俘虏。
这一年五月，忽必烈加大了侵宋的力度，调集重兵对四川发起进攻，借以牵制南宋的西线兵力，使其无力东援襄阳。六月，范文虎率两淮舟师共计十万人进至鹿门，其时正逢汉水大涨，宋军逆流而上，被阿术所率领的元军东西夹击，溃不成军，丢弃战船和甲仗无数，连夜败逃。
最后一次重兵援救的行动宣告失败，襄、樊的陷落基本上已成定局。
形势已经万分危急，令人无从回避，我不得不做出姿态，屡次上书皇帝，请求亲自领兵出援，同时私下授意御史台的官员上章挽留。度宗皇帝本来就离不开我，一看台谏劝阻，当然就没有同意让我出征。
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三月，元军突破樊城外城，守城的荆湖都统制范天顺及部将牛富坚闭内城做最后的抵抗。
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被围困达六年之久的樊城终于失守，范天顺自缢身亡，临死前高喊：“生为宋臣，死为宋鬼！”部将牛富率领最后的一百多名战士与元军展开巷战，杀死杀伤无数元兵，最终赴火而死。副将王福仰天长叹：“将军死于国事，吾岂宜独生！”随后亦投火自尽。
樊城既破，我再度上表请求出征。其实这一次上表我已经或多或少是出于真心了，可早已习惯跟我一起唱双簧的御史们还是坚持说：“师臣若出，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度宗皇帝觉得他们说得很有道理，遂再次否决了我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