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贾似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1（第3页）

与此同时，我接到合州王坚遣使送来的蒙哥死讯。一接到这个消息，我立刻意识到结束这场战争的机会来了。因为在此情况下忽必烈不可能令汗位久悬，必不欲与南宋打持久战，但若不给他提供一个撤兵的借口，恐怕他也是骑虎难下，于是我便秘密派遣使者宋京前往元军大营，在口头上承诺，以南宋向蒙元“岁奉银、绢各二十万”的条件让忽必烈退兵。事有凑巧，同一天忽必烈也接到了他妃子的急信，称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已经采取了一连串行动，事实上已经夺取了对朝廷的控制权，随时有可能继承汗位。忽必烈召集谋臣商讨对策，谋士郝经力主撤兵北还，他说：“阿里不哥已行敕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敕江上，欲归得乎……只有许和而归耳，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谋士廉希宪也说：“神器无主，愿速还京，正大位以安天下！”

忽必烈遂决定撤兵，一边派遣部将张杰、阎旺前往潭州接应兀良哈台北归，一边派遣使臣赵璧入鄂州与宋京进一步谈判。由于担心汗位被其弟夺取，忽必烈归心似箭，所以告诉赵璧说：“汝登城，必视吾旗，旗动，速归可也。”

赵璧登城后，急欲见到我，希望能迫使我答应更为苛刻的议和条件，诸如“称臣”和“割江为界”等，但其时我人已在黄州，赵璧仅与宋京交谈几句后便发现元军旗动、即将拔营，遂无奈地扔下一句：“俟它日复议之。”然后匆匆随军北还。

至此，鄂州与潭州相继解围，历时一百余日的“鄂州保卫战”以蒙元撤军、南宋坚守阵地而结束。我当即向朝廷上表：“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理宗皇帝大喜过望，立刻宣旨命我以少傅、右丞相的职衔回朝接受嘉奖。

第二年，亦即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三月，我回到临安，天子命百官郊迎犒劳，备极荣宠，并且赏赐给我大量金帛。其余有功将士亦皆论功行赏。对于天子给予的封赏和殊荣，我觉得自己是当之无愧的。在整个“鄂州保卫战”中，我以宰辅之身深入一线战场，自始至终与鄂州军民一起浴血奋战，我认为自己已经尽了人臣应尽的职责，也表现出了一个主帅应该具有的勇气、智谋和才干。对此，作为敌军主帅的忽必烈所发出的那两句由衷的赞叹之言便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这场战争的尾声却有一个小小的瑕疵，那就是和议。

众所周知，“鄂州保卫战”后，我向朝廷奏捷的时候没有提及“和议”之事。也许人们就是在这里打了一个问号，为何我对此只字不提？

原因很简单，我认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和议，充其量只是宋元双方仓促之间的一个口头约定而已，对宋方根本不具备约束力。它既没有像正常和议那样经过反复谈判，也没有形成一份正式的文件，说白了，它纯粹是一个权宜之计——是我跟蒙古人耍的一个计谋。以我的政治经验来判断，当时忽必烈在蒙哥猝死、汗位空虚的情况下肯定是急于回朝争夺汗位的，他之所以没有主动退兵，是因为以十万之众、历时数月不能下一城而心有不甘，倘若就此退却只会让他颜面扫地。换句话说，他当时亟须一个借口——一个能让他堂而皇之撤兵北还的借口，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提出议和恰恰能满足他的愿望，同时也能满足我们双方的愿望。我急于使孤城鄂州解围，而他则急于回朝争夺汗位，所以这份口头约定实际上就是我们双方利益交换的产物。对此忽必烈和我都心照不宣。

既然这个所谓的“和议”只是双方在特定条件下各取所需的副产品，那它当然就没有任何实际效力。所以我认为：在蒙元退兵、鄂州围解的目的达到之后，此前的口头约定就变成了不值一提的东西，是没有人愿意在事后真正去履行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何必煞有介事地去向朝廷提起呢？

诚然，我当时在口头上的确承诺要向蒙古“岁奉银、绢各二十万”，可这同样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既然由我提出议和，我就不能不在口头上许诺给对方一些好处。然而我所承诺的也仅此而已，绝对不包括后来蒙方所宣称的“称臣”和“割江为界”等。况且，就算仅有的这项“岁奉”我也并不打算履行。你们可以据此说我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狡猾奸诈，就是不能说我卖国。

而且我要说——这叫“兵不厌诈”。

正因为这份口头约定实际上是无效的，而且我一开始就不打算履行，所以当景定元年七月、忽必烈派遣使臣郝经前来要求我兑现承诺时，我当即把他扣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的忠勇军营中，并且封锁了与此有关的一切消息。我不仅把他们后来增加的“称臣”和“割江为界”等无理条款视为无稽之谈，而且也否认了之前口头承诺的“岁奉”。总而言之，我认为宋元之间一直以来就不存在正常邦交，说白了，双方只是在以江湖规则斗智、斗勇、斗狠而已，所以根本犯不着把战场上仓促达成的口头协议当成一回事。因此就算后来郝经被拘的消息走漏，理宗皇帝向我问起蒙古使臣的事情时，我还是坦然自若地回答说：“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

三

理宗皇帝对我在这场抗蒙战争中的表现非常满意，相形之下，左丞相吴潜的表现就让他非常恼火。早在元军大举入侵的战报刚刚传到临安时，皇帝问策于吴潜，吴潜就惊慌失措地建议皇帝迁都。皇帝问他：“卿往何处？”吴潜说：“臣当守此。”

皇帝闻此貌似忠勇、实则别有用心之言时，不禁泣下：“卿欲为张邦昌乎？”

吴潜顿时惶悚不敢言。

直至蒙元退兵，皇帝颇为感慨地对群臣说：“若从吴潜迁幸之议，几误朕！”

理宗皇帝无嗣，很早就属意于他的侄儿、亦即荣王赵与芮的儿子忠王赵禥，准备立他为太子，没想到吴潜却说：“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吴潜所说的史弥远乃前朝宁宗后期至理宗前期的大权臣，曾擅行废立，将当年的太子济王赵竑逼迫致死，拥立理宗成为一个傀儡天子，至其死后理宗皇帝才得以亲政。吴潜此言不但公然反对天子的决定，而且揭了天子的旧疮疤，令理宗皇帝怒不可遏。

眼看首席宰相已经彻底失去了天子的信任，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取而代之的机会。我随后授意御史沈炎弹劾吴潜，说他与朝臣章汝均勾结，准备拥立当年的济王赵竑之后。我让沈炎在奏章中说：“忠王之立，人心所属，潜独不然，章汝均对馆职策，乞为济王立后；潜乐闻其论，授汝均正字，奸谋叵测。请速召贾似道正位鼎轴。”

这一年四月，吴潜被罢去左丞相之职，不久后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数日后，天子擢升我为少师、封卫国公。随后下诏对我进行褒扬：“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虽然还没有首席宰相之名，但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日后人们纷纷谴责我陷害吴潜，其实这么说是有失偏颇的。吴潜被罢职固然和我从中排挤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他得罪了天子，基本上可以说是咎由自取。我只不过是在一堵即将倒塌的墙上轻轻推了一把而已。当然，我急于取代他执掌朝政，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

我执掌宰相大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朝纲。

由于理宗在位日久，他宠幸的那些近侍宦官董宋臣、卢允升等人便经常以天子之名行贪赃聚敛之实，并且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奔走其门者纷纷被安插在朝廷的显要位置上。此外，他们又与外戚相互勾结，任命了许多不学无术的外戚子弟为监司和郡守。尽管董宋臣等人已经被逐出了朝廷，可他们的狐朋狗党连同一帮外戚却仍然盘踞，我一上任便将他们全部罢黜，并下令严禁外戚担任监司和郡守。

我这么做的目的首先是出于公心——杜绝宦官和外戚干预朝政，这不但是有宋一朝的祖宗家法，也是历史上每一位宰相必须要做的事。其次我也想通过对这些当朝显贵的打击，牢固树立起我在朝廷中的威信。

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我开始下手清除军队中的异己势力，如高达、向士璧、曹世雄等人。这些人不但一贯自恃勇武、轻视文官，而且在鄂州之战中不服从我的节制调遣，屡屡言语冒犯、自行其是；通过此战建立军功后，这些人更加显露出不服节制、拥兵自重的苗头。我觉得长此以往，无论是对朝廷还是对我个人都将成为一种威胁和隐患，所以就在这一年把他们一一剪除。

可现在，当我和你们一样站在局外人的角度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不禁愧悔难当。我觉得当时的那些做法无异于是在自毁长城。我一旦大权独揽，就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局限在南宋这个小江湖的是非恩怨上，而把来自蒙古人的更大的江湖威胁抛诸脑后。这么做其实既危险又愚蠢。因为这些人身上虽然有不少毛病，可他们无论如何都是沙场上的猛将，关键时刻必须依靠他们来保卫帝国的江山社稷，我却出于一己之私将他们铲除殆尽，这显然是不可饶恕的。倘若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对南宋后来的亡国的确应该负相当一部分责任。

清除将领的直接恶果是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削弱。比如我清除的人中就包括在合州之战中功勋卓著的王坚，为了防止他拥兵独大，我先把他调回朝中担任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随后又让他出知和州（今安徽和县），彻底把他逐出了军队。王坚三年后便抑郁而终，这对南宋的军心和士气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而间接恶果则是迫使部分高级将领转而投靠蒙古人。比如在景定二年六月，驻守泸州（今四川泸州）的潼川安抚副使刘整便投降蒙元。而这个刘整在后来的侵宋战争中则成了蒙古军队的急先锋，这种事情真的令人扼腕浩叹。

凡此种种，皆是我对国家和民族所犯下的严重罪错。用当时接受刘整投降的蒙古将领刘元振的话来说就是：“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

此言可谓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