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贾似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1（第2页）

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我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随即被擢升为太常丞、军器监。那一年我二十五岁。少年得志，我更不会辜负青春韶华，于是经常与一些歌伎泛舟于西湖之上，终日饮酒赋诗，有时候甚至玩到深夜。如果人们据此说我私行不检，我承认。可要凭这点就说我道德败坏，我觉得这是刻意对我的缺点进行放大。用你们今天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叫作“妖魔化”。

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呢？

在这点上，我觉得当时的京兆尹史岩之就替我说了一句公道话。

有一天夜里理宗皇帝登高远眺，看见西湖上灯火通明，就对侍从说：“此必似道也。”次日一问果然是我，于是皇帝就让史岩之对我进行批评教育。史岩之回奏皇帝说：“似道虽有少年习气，然其材可大用也！”

史岩之作为一个朝廷高官，如果不是真正看出了我的能力，他绝不敢在皇帝面前夸下如此海口。当然，你们也可以认为他是看在我姐姐贾贵妃的面子上对我进行袒护，可是，无论他的评价是否公允，就从我日后在帝国政坛上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他所说的话也并不算言过其实。

我登第这一年，朝廷让我出任澧州（今湖南澧县）知州。我辉煌的仕途生涯自此展开。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四月，我被擢升为太府少卿、湖广总领。在此任上，我对湖广财政进行了大力整顿，成功解决了辖区内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的问题，获得了天子和朝廷的嘉奖。

从此我开始青云直上。

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朝廷加封我为户部侍郎。

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我以宝章阁直学士出任沿江制置副使、并知江州（今江西九江）、兼江西路安抚使。第二年，我在原来的职务上又兼任京湖制置使、知江陵（今湖北江陵），并被朝廷授予“调度赏罚，得以便宜施行”的专断之权。这一年我刚刚三十二岁，但已经成为帝国最年轻的封疆大吏之一。

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我又升任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第二年二月，又以端明殿学士出任两淮制置大使、淮东安抚使、知扬州；九月，又兼淮西安抚使。

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我被擢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并封临海郡开国公，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对于我在这十几年里的快速升迁，后世史家为我作传的时候再一次“选择性失明”。他们宣称我在仕途上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同样是得益于我姐姐的裙带关系。

这种说法简直让我啼笑皆非。

如果说对于我年轻时在私生活方面的种种缺点，后世史家基本上还算遵循事实，只不过是做了放大的话，那么他们后来的这种说法则无异于诬蔑。首先，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早在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二月，我姐姐贾贵妃便已病逝；两年后理宗皇帝便转而宠幸一个姓阎的贵妃。如果事实真的像后世史家说的，我在淳祐七年之前的仕途发展必须归功于我姐姐的话，那么从淳祐七年到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的七年间，我在大树已倒的情况下，不但荣宠不衰、继续稳步高升，而且最终还跻身于权力中枢，试问这该作何解释？如果没有我本人的从政能力和显著政绩做后盾，在我姐姐死后，理宗皇帝还会乐此不疲地把一顶比一顶更大的乌纱赏赐给一个只会靠裙带关系往上爬的“前国舅爷”吗？更何况，在这十几年里，蒙古人对南宋发动了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帝国的军事形势日益严峻，在此情况下，理宗皇帝就算再昏庸，也不至于把帝国的边防事务和军政大权交给一个无能之辈吧？

实际上，从淳祐五年到宝祐二年的十年间，我作为军政大员在“沿江”“京湖”和“两淮”等地区一直干得有声有色。我发动军民开荒、屯田、修筑城防，不仅解决了驻地军队的粮饷和修筑城防的费用问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周边地区，可以说对帝国的边防和军备事务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为此理宗皇帝特意下诏对我进行表彰：“乘边给饷，服勤八稔，凡备御修筑之费，自为调度，稍有余蓄，殊可加奖！”

正因为我是凭实力而不是靠裙带上位的，所以我在政坛上一直表现得很强势。比如我回朝担任同知枢密院事之后，御史台的官员曾经想弹劾我的两个忠实部下，我立即向朝廷提交了辞呈，以此表明我的立场和态度，此事后来就不了了之。还有一次，朝廷要任命一个叫孙子秀的大臣为淮东总领。不知何故，朝野纷纷传言我贾似道反对这项任命。其实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可时任丞相的董槐慑于我在朝中的威信，赶紧询问理宗皇帝，皇帝告诉他没有这回事，可他依然疑虑重重，最后居然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把孙子秀拉了下来，改任我的一个好友陆壑。

这件事把我搞得哭笑不得。

可我内心有一丝窃喜——连丞相都对我敬畏如此，足以表明我在帝国政坛的影响力已经无人能及。

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我被擢升为参知政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又加知枢密院事，从此正式进入帝国高层的宰执班子。

二

就在这一年，让天子和大宋臣民最恐惧的事情来临了。

宝祐五年九月，元宪宗蒙哥命其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然后御驾亲征，兵分三路大举攻宋。他本人亲率大军进攻四川，于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七月经由六盘山攻入大散关；另一路由其弟忽必烈、将军张柔率领，自河南南下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兵锋直指大宋都城临安；第三路由元帅兀良哈台从云南进攻邕州（今广西南宁），企图迂回攻取潭州（今湖南长沙），再由湖南北上与忽必烈会师，最终对临安实施包抄合围。

这一回蒙古皇帝倾尽全力，准备毕其功于一役，将南宋一举消灭。这一年十一月，理宗皇帝任命我为枢密使兼两淮宣抚大使，开始指挥前线作战。第二年，即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正月，天子又加封我为京西、湖南、湖北、四川宣抚大使，督江西、二广人马，实际上就是把三个战场的军事重任和指挥大权全部交给了我。

蒙哥大军一开始势如破竹，自宝祐六年九月攻入汉中（今四川汉中）后，十月连下剑门关和苦竹隘，十一月又破鹅顶堡，十二月攻克阆州（今四川阆中），顺嘉陵江而下，进围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然而元宪宗蒙哥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在此却遭遇了自攻宋以来最顽强的抵抗，甚至最终连他本人都命丧合州城下。

合州城是西南抗蒙名将余玠生前苦心经营的一座军事重镇，修筑于钓鱼山，所以又称为钓鱼城；此城地势险峻、工事牢固、易守难攻，乃兵家必争之地，其时守将为王坚。蒙哥大军将合州团团围困后，遣使招王坚投降，王坚不从，并斩杀来使，蒙哥大怒，遂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可是，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二月一直打到七月，元军日夜猛攻、伤亡惨重，合州城却依然固若金汤。元军前锋将领汪德臣于深夜指挥敢死队攻城，王坚身先士卒，登城力战。汪德臣单骑在城下大喊：“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话音未落，便被飞石击中而死。其时正逢天降大雨，元军的云梯纷纷折断，攻城行动再度受挫。元宪宗蒙哥一怒之下，亲临阵前督师，不料被流箭射中，于七月末暴卒于军营中。

九月，忽必烈兵至长江北面的黄陂（今湖北黄陂），正欲渡江，亲王穆哥从合州遣使带来了蒙哥的死讯，并敦请他立刻北还以维系朝野人心。忽必烈说：“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遂下令渡江，次日便进围鄂州，开始对鄂州发起猛烈的进攻。

战报传至临安，朝廷震恐。鄂州是长江防线上的军事重镇，更是临安的门户，鄂州的存亡就关系着大宋的存亡。天子立刻传诏，于军中任命我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其余一切职务依旧，让我火速进驻汉阳（今湖北汉阳）、驰援鄂州。十月，我进入危城督师，亲自指挥鄂州保卫战。

这一战打得艰苦卓绝。

元军依恃其强大的战斗力，在第一阶段战役中采用常规战略，从正面向鄂州城发起凌厉的攻势，虽然连攻半个多月，元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鄂州城却纹丝不动。忽必烈见久攻不克，便改变战略，命令张柔的部将何伯祥挖掘地道，准备内外夹击，出奇制胜拿下鄂州。可这一招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我下令士兵修筑木栅栏，一夜之间就沿着外城墙筑起了一座“夹城”。元军从地道潜入，可冲上地面的时候发现他们被困于外城与夹城之间，而四周都是早已埋伏好的宋军弓箭手。进入城中的元军就这样成了瓮中之鳖，全部被歼。忽必烈闻报，仰天长叹：“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元军“地道战”计策失败，遂加大攻城力度。守城的宋军都统张胜战死。元军命勇将张禧率领敢死队猛攻鄂州城的东南角，准备从这里撕开一个口子。继张胜之后负责城墙防御的高达率众力战，多次击退元军，张禧身负重伤，撤下战场。张柔再募勇士，在炮矢的掩护下持续进攻，终于将东南角炸塌，元军从缺口蜂拥而入。高达一边拼死抗击，一边组织力量修补城墙。随后城墙又多次被攻破，但旋即又被宋军筑起，元军终不能踏进鄂州城半步。

这场战役打到十一月，鄂州守军的伤亡已经超过一万三千人。而元军也在鄂州城外抛下了不计其数的尸体。忽必烈身边的将领纷纷发牢骚，说这都是因为听从士人的建议，禁止对攻陷的城池进行屠城，才使宋人敢于顽强抵抗。忽必烈闻言大怒，说：“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蒙哥死后，进攻四川的元军已经撤兵，原驻防四川的守将吕文德等部相继回援鄂州，缓解了鄂州的严峻形势。而南路的元军兀良哈台则于十一月中旬进抵湖南，开始猛攻潭州，从南面对临安造成了新的威胁。朝廷急命我前往黄州（今湖北黄州）组织南面战场的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