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秦桧 我的无间道3（第2页）

岳飞之死的原因我似乎都跟你们讲过了，什么妨碍和议啦，功高震主啦，政治上不成熟啦，等等。然而，今天我想对你们说的是：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

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八百多年来，我的白铁之身长跪在岳飞陵前，被千夫所指、万民唾骂，而我的灵魂也从无间道直接堕入了刀山火海的无间地狱。我在那里经受着无穷无尽的精神折磨……然而，忽然有那么一天，我在无望无涯的煎熬中豁然开朗。

我终于找到了岳飞之死的真正凶手和真正主谋。那就是——

规则。

游戏规则。

对统治者来讲，当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无论公共利益牺牲再大，他也只不过失去了一点点；而只要他的个人利益牺牲一点点，那对他就是一种莫大的损失。因为一旦政权被别人“私有”了，那么到时候的公共利益就已经跟别人的私有利益捆绑为一体，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不过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许并不寂寞，在我身后三百多年，西方一个叫马基雅维里的人就公然说过这么一段话：“君王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善于深谋远虑，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邪恶行径的发生，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不妨保留某些不致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因为人们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假如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进行一番细细推敲，就会察觉某些事情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王照着办就等于自掘坟墓；而另一些事情表面上看来是恶行，但是如果君王照办了，却会给他乃至国家带来莫大的安全与福祉。”（《君王论》）

马基雅维里所说的“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好事”，指的就是与统治者个人利益相冲突的公共利益，而“另一些表面上看来是恶行的事情”指的就是统治者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必要时可以牺牲公共利益。

我记得我和你们说过，当岳飞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时候，高宗和我在朝中却不免战战兢兢。你们想过没有，这是为什么？

难道高宗和我天生就喜欢打败仗、喜欢自毁长城、喜欢当亡国奴？

难道高宗和我居然笨到不知道飞鸟未尽、良弓就不能藏，敌国未破、谋臣就不能亡的道理？！

不。是因为规则。是因为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当家国社稷和天子富贵都面临覆灭危险的时候，南宋的公共利益和赵构的个人利益就是高度一致的，这时候岳飞抗金就会赢得高宗和我的褒赏；而当金人势蹙、岳飞反而坐大，致使高宗和我都意识到统治利益遭受威胁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先把公共利益撇在一边，对岳飞痛下杀手。

赵构要做稳一个皇帝，规则告诉他必须这么做。

我要做稳一个权臣，规则也告诉我必须这么做。

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类似事件还少吗？在我们之后，这种事件就会绝迹吗？

不。只要规则存在一天，悲剧便会一再重演。

说到底，是规则主宰了这一切，导演了这一切。

因为规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无形的黑手。

可那只无形黑手，千百年来却一次又一次逃脱了历史的审判。

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认罪和忏悔。同时，也在这里向你们举证和控诉。我控诉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的潜规则，我控诉幕后的那只无形黑手。

除非哪一天，你们把它押上审判台，历数罪恶，明正典刑，那么岳飞的冤案才算真正得到了昭雪。否则，无论你们在我的白铁之身上啐下多少愤怒的口水，这个岳飞还是死得冤，其他无数的岳飞也还会死不瞑目！

如果这只黑手依然游**在人间，一旦时机成熟，它还是会让这一切卷土重来。

十七

与发起岳飞狱案几乎同时，宋金和议再度展开。

自绍兴十一年九月莫将和韩恕回到临安，向高宗和我转达了完颜宗弼的和谈意向后，我便先后派遣刘光远、魏良臣等议和使臣前往金朝。十一月，完颜宗弼派遣萧毅、邢具瞻为审议使，与魏良臣一起来到临安，谒见高宗，正式提出和议条款，并议定盟誓。十二月，我又任命何铸为“金国报谢进誓表使”，前往汴京与完颜宗弼会晤，又至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谒见了金熙宗。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底，第二次宋金和议正式达成。史称“绍兴和议”。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宋金两国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朝割让京西的唐州（今河南沁阳）、邓州（今河南邓州）与陕西大部予金；宋向金称臣，金主册封宋主为帝；宋朝每年向金朝缴纳金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每年金主生辰及正旦，宋遣使致贺；金归还徽宗梓宫和太后。

很显然，与绍兴九年的第一次和议相比，此次和议南宋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不但向金称臣纳贡，接受册封，而且丧失了淮北、中原和陕西的大片国土，而换回的仅仅是徽宗灵柩和高宗母后。

毋庸讳言，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纸丧权辱国的和约。

然而，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南宋也借此保全了东南半壁，并换取了二十年的和平。

其中得失该如何定论？

对于这段历史，历代史家多数破口大骂，但也不乏持中之论，宋、明、清都有。其中清朝赵翼的说法最有代表性。他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南宋主战派所持的是“义理之说”，而主和派所持的是“时势之论”，二者其实都无可厚非，但必将相互抵触。他说：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而存，不和议而亡……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毁，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当然，即便如此，我还是可以预料到，当八百多年后的你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仍然会充满不平和愤懑，仍然会对我和高宗发出强烈的诅咒。

我承认，“绍兴和议”之所以能达成，很大一部分是居于高宗和我的私心。

“绍兴和议”之所以能圆满达成，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高宗赵构。当使臣何铸北上之前，赵构就一再强调：“朕北望庭帷，逾十五年，几于无泪可挥。所以频遣使指，又屈己奉币者，皆以此也。窃计天亦默相之。”说罢，高宗潸然泪下，左右之人皆掩面而泣。高宗又说：“汝见金主，以朕意与之言曰：‘唯亲若族，久赖安存，朕知之矣。然阅岁滋久，为人之子，深不自安。且慈亲之在上国，一寻常老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往用此意，以天性至诚说之，彼亦当感动也。”

我们的高宗皇帝自始至终打的都是这张“孝”字牌。

事实证明他的做法很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