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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李林甫 无心睡眠2(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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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天的天色阴沉,北风在我们父子的耳旁一直呼啸。

当时的我绝对想不到,儿子李岫的话最终竟会一语成谶。

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只有如何防患于未然以及如何加强自身的安全系数而已。

在那几年里,我的失眠症更加严重,每夜更换寝室的次数更为频繁。不但在夜里,大白天出行我也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还让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无论公卿还是庶民都必须回避。

除此之外,我所能做的就是杜绝有实力的人物入朝为相的可能,借此确保我的相位不受威胁。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我意识到,如果这个要命的规矩不改,迟早有一天,会有一些能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到相位上跟我叫板,所以,我必须未雨绸缪地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渠道。我对皇帝李隆基说:“文臣做将军,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卑贱但是勇猛善战的胡人为边将。这些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陛下果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会替朝廷卖死命!”

皇帝觉得我的话很有道理,随后愈加重用安禄山这些胡将,并且不再把朝中文臣外放为边藩将帅,而是大量起用胡人担任诸道的节度使。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从此朝中百官都要乖乖跟在我屁股后面,唯我李林甫马首是瞻了。

可是我绝不会想到,这样的举措最终居然导致了“安史之乱”,从而终结了大唐一百多年来的升平,把帝国一下推进了万丈深渊……

错在我吗?

虽然安禄山起兵叛乱是在我死后三年发生的事情,但是一旦真的要追究原因,我承认自己还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大唐历来之所以形成以文臣为边帅的规矩,目的就是要节制边镇势力,把四方的兵权牢牢把握在中枢。我却将其一朝废止,致使皇帝大肆任用心怀异志的胡人,并且使得中央的武备荒废,而帝国主要的军事力量则集结在北部边镇,最终导致“强枝弱干”的局面。在这方面,我承认我铸成了大错。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要把“安史之乱”的屎盆子全都扣在我一个人头上,我绝对不服。

我认为我最多只能负三分之一的责任,另外两个罪魁祸首你们也有必要考察一下。

一个就是大唐天子李隆基。

大唐朝廷防范边将的办法除了我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不能长久任职;二、不能遥领远地;三、不能兼统他镇。这是三条绑在边将身上的绳子。有此三项制约,朝廷就不怕边将们尾大不掉。可结果是李隆基自己给他们松了绑。自开元以来,做边将的十几年不调职的人多如牛毛;而且很多人都遥领远地,皇子中如庆王、忠王等人,宰相中如萧嵩、牛仙客等人;而节度使兼统他镇的也多得很,如盖嘉运、王忠嗣等,都是一人节制好几个道的,所以最终结出了安禄山这颗无比壮观的硕果!

这一切能怪我吗?

在我生前,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还封爵为东平郡王,势力已经极度膨胀,可到我死后两年亦即天宝十三载,皇帝还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天宝十四载还把宗室的荣义郡主许配给他长子安庆宗……这一切,难道也是我的责任?

除了我和皇帝,最终促发“安史之乱”的人就是外戚杨国忠。

我死后,杨国忠继任宰相。可他哪里是宰相之才呢?他浅薄、浮躁、狂妄、轻言,别说肚里能撑船,就算撑一个木盆我看都有问题。他上任之后,喊得最大声的一句话就是:安禄山要造反!喊得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别说安禄山有心要反,就算无心要反最终也会被他逼得狗急跳墙。我知道杨国忠是怕安禄山入相以后跟他争宠,所以一心想除掉他。可除掉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是用这种办法吗?不用说朝堂上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韬略,就算市井斗殴,你们见过哪一个狠角儿杀人之前拼命喊“我要杀了你”的?往往这么喊的人就是头一个被干掉的。我在清除每个对手的时候,都是事前波平浪尽事后不留痕迹的,哪里能像杨国忠这样到处嚷嚷?这么做的结果只能被对手耻笑,而且引起他的高度防备和警觉。

在这种情况下,对手通常会放出一些烟幕弹,然后趁人不备先下手为强。

安禄山就是这么干的。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正月初三,按例安禄山会入朝觐见,杨国忠却坚称安禄山必反,还说:“陛下倘若不信的话,可以下诏召他来,臣敢保证,他一定不敢来!”

这杨国忠就是一个笨蛋。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任何人三更半夜都会赶来,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清白。安禄山可不像杨国忠那么笨,他一接到诏书就昼夜兼程赶到了长安,流着泪对皇帝说:“臣本是胡人,承蒙陛下宠爱,提拔如此之甚,因而被杨国忠嫉恨,臣不知哪一天就要被杀了!”皇帝闻言,大起恻隐之心,当即赏赐给他一万万钱,之后宠幸更隆。

杨国忠的话,从此被当成了放屁。

“安史之乱”最终就是这么爆发的,而杨国忠就是这么死的。

可惜我也死得早。假如上天让我多活两年,也许我有机会亡羊补牢,也许我能找到机会不动声色地除掉安禄山。

可是历史没有假如,人生无法重来。归根结底,我也只是历史棋局中的一枚棋子,一枚身不由己的棋子。什么时候被拿起来扔掉,只有老天爷知道。

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大唐官场的局面变得极端错综复杂。

外有安禄山的强势崛起,内有杨国忠的恃宠争权,而我手下的王鉷也日渐坐大,就连酷吏吉温也开始阳奉阴违、吃里爬外,甚至原本看上去碌碌无为的陈希烈也忽然间抖擞起来,事事要和我对着干……

我逐渐产生了临深履薄之感。

我知道自己已经老了,而对手们正处于高速成长期。在这种艰难的局面下,我只能采取守势。我不可能同时向这么多强势人物发起进攻,那样只会自取灭亡。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游走在他们之间,以自己的余威震慑他们,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控制在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仅此而已。

这也是丛林中的生存之道。当你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你必须以攻为守,而当你不具备压倒性力量时你只能以守为攻。这里就要引出《导读》的第四个关键词:攻守相宜。

在无常而险恶的丛林中生存,一味地进攻不叫勇敢,而叫莽撞;适度的忍让也不是懦弱,而是另一种意义的坚强。它将有效地保护你所有的既得利益,而不至于使你的一生心血付诸东流。

下面我就向你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也就是安禄山兼领第三个节度使的那一年,小人吉温就暗地里投靠了他,和他拜了把子,称他为三哥。他对安禄山说:“李相虽然表面上与三哥亲近,可未必肯以三哥为宰相;我虽然受他驱使,也终究不能得到他的提拔。哥哥若向皇上推荐我,我即刻奏明皇上,说哥哥可以担当大任,我们一同排挤掉李林甫,您就一定能当上宰相。”

不久安禄山果然向皇帝举荐吉温。就在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时,吉温也被任命为副使。其实吉温在背后跟我玩什么猫腻我一清二楚,可我必须得忍着。理由前面已经说了。

再比如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很少人能意识到这点,可我对此洞若观火。

对付他这种人,我当然知道该用什么招。

每当他入朝的时候,我总是盛情邀请他到寒舍小聚。我们宾主之间经常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就国内外大事交换看法,从而达成广泛的共识。但就在这种诚挚、坦率的会谈气氛中,我会见缝插针地说出一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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