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李林甫 无心睡眠1（第3页）

二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五月二十八，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

就在这一天，我被天子任命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银青光禄大夫；与裴耀卿和张九龄同列。

我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宰相。

在五月的骄阳下，我看见了盛夏的果实。在幽暗曲折的丛林中穿行多年，我终于抵达梦想中的阳光地带。我知道，这一天不但是对我富有意义的，而且将在许多人的心中唤起种种微妙难言的情绪。

我逐代没落的家门和族人们，将以我为荣为傲；曾经不拿正眼瞧我的源乾曜们将为此惊愕，而且这种惊愕足以令他们回味一生；我在政坛上的同盟者将为此感到庆幸；我的政敌们将因此而恐惧，他们生命中的许多不眠之夜亦将由此开启；朝野上下将有许许多多人把目光聚焦在我身上，揣摩我的心意，跟从我的好恶，为博得我的赏识而孜孜以求，以成为我的拥趸而沾沾自喜。

而我的同僚裴耀卿和张九龄则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为判断我究竟是敌是友而进行激烈的思考，既大伤脑筋又心怀忐忑……

从千牛直长到大唐宰相，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可我知道，要爬上这个位子不容易，要守住这个位子则更不容易。

古往今来，短命宰相不胜枚举。究其失败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对于人性的懵然无知。换句话说，他们疏于洞察别人的内心世界，抓不住人性的弱点，也就无法借此发挥自己的优势。

所以这里就有了《导读》的第二个关键词：洞察人性。

人性相当复杂，有着种种斑驳陆离的表象。可你一旦深入内核，就会发现它的本质实际上极其单纯。一千多年后那个叫戴尔·卡耐基的美国人说过这么几句话——

“当我们要应付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记住，我们不是应付理论的动物，而是在应付感情的动物。”“人的行动都是由欲望和需要所诱发的。无论在生活领域，还是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中，如果你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同，那最好先激起对方某种迫切的需要。若能做到这点就能左右逢源，否则就会到处碰壁。”

我认为这几句话切中了人性的要害。

促成我当上宰相的人有五位：武氏、武惠妃、高力士、韩休，还有大唐天子李隆基。我相信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如何被自身的感情（或者说感性）和需要（或者说欲望）所支配，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帮助我达成了目标。当然，前提是我必须对他们进行细致的观察，从而对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情和需要了如指掌。

我从武氏身上捕捉到的是她对于男女之情的需要，所以她愿意为我的前途而奔走。而武惠妃虽然表面上受尽恩宠，实际上却一直怀有色衰爱弛、富贵不能长保的恐惧，所以她需要在朝臣中寻求可靠的同盟者。而高力士则是比较恋旧的人，所以他对旧主始终抱有一种感恩和报恩之情。还有韩休，我也说过了，他脑袋里只有一根筋，刚直不阿的外表下掩盖的其实是感情用事、率性为人的幼稚性格。至于说天子李隆基，他同样逃脱不了爱屋及乌的人之常情，当他身边最宠幸的几个人都在不约而同地说我的好话时，他有可能讨厌我吗？当然不会。另外，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以及他左右宦官所透露给我的信息，我就很容易确认天子所需要的宰相类型。那既不是萧嵩那种一味顺从型的，更不是韩休那种犯颜直谏型的，而是需要——外能任事于朝堂、内能迎合他的种种个人需求——这种类型的。

很快你们就会发现，裴耀卿和张九龄显然也不属于这种理想的类型。

谁最符合呢？

那当然就是我——李林甫。

我说裴耀卿和张九龄不是皇帝李隆基喜欢的宰相，绝非诬妄之词。裴耀卿上任不久，即着手治理漕运，三年为朝廷节省了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他把这笔钱献给皇上，他却说：“这是国家节余的资金，怎么能拿来邀宠？”然后就把这钱拿去作为调节市场粮价的经费。

还有一次，皇帝急着要从东都洛阳返回西京长安，时逢农民收割的季节。裴耀卿和张九龄马上阻止说：“现在农作物还没收割完，请皇上等到仲冬的时候再出发。”于是皇帝就一脸不爽。等他们二人退下后，我对皇帝说：“长安、洛阳只不过是陛下的东宫西宫而已，往来走动，何需另择时日？假使妨碍农人收割，可以免除所经之地的租税。臣建议明示百官，即日回西京。”一听我这么说，皇帝马上龙颜大悦。

这就是我和他们的区别。

他们为了照顾百姓，就忤逆了皇帝；而我既迎合了皇帝，又没有伤害百姓。

不可否认，裴耀卿和张九龄都是一心为公、关心社稷民生的人，如果单纯从百姓的角度看，他们无疑是好宰相。可问题是，宰相之职是百姓给他们封的，还是皇帝给他们封的？他们的政绩是百姓说了算，还是皇帝说了算？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官员都是自上而下选拔的，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的都是虚的，当官的只要一切向上负责，自然前程远大，仕途通达。小到县令、大到宰相，概莫能外。假如有人老是惦记着造福天下苍生，却得罪了顶头上司或是皇帝，那等待他的只能是贬谪罢免甚至是杀头流放。

这就是我这个时代的丛林规则。

皇帝李隆基在任命我为宰相前，曾咨询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用林甫为宰相，臣恐怕将来会成为宗庙社稷之忧。”

可皇帝根本就不听他的。

张九龄的言下之意，无非就是认为我这个人私欲太盛，缺乏公心。

像张九龄这种人，在我看来就是一介书生。他总是拿古代经典所标举的道德理想来评判世人，也总想用书本中的理论来改造社会现实。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人人都按书本上的样子来活，那这个世界早就是天堂了，还要官府干什么？还要军队、律法、监狱干什么？

所以，能否当宰相的关键根本不在于是否有私心，而在于能否首先满足皇帝的私心，其次是在自己的私心和满朝文武的私心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当然最后还要保证不出现天下大乱。

我认为宰相的职责不过如此。难道要天下人人争当君子，满街都是圣贤才算称职吗？所以，就跟张九龄对我的看法一样，我也认为他和裴耀卿不适合当宰相。

很显然，像我们这种危情三人组是注定不会在同一片屋檐下共存共荣的。

总有人要走。可我知道——那绝对不是我。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冬天发生的三件事情，最终决定了我们各自的命运。

三

第一件事是关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的任命与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