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从埋伏中逃出（第1页）

第十二章从埋伏中逃出

简言之，没有人会畏惧一个盲目乐观者……只有那些杞人忧天者才会感到恐惧……不相信这些话的人，当他们（或他们自以为）成功或得志的时候，就会变得侮慢，藐视一切，做事也会不顾一切……可是，一旦他们感受到世界无常的身心痛苦时，就有一线出逃的希望。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摘自《修辞》（Rhetoric，1382b29）

我们该怎么办？因为我们今日放出的二氧化碳会在大气中停留数十年，即使我们在科技应用方面极力自制，也要经过1个世纪才会见效。虽然有方法可以更快地减少某些温室气体，但无论是过渡性缓和温室效应的短期解决方案，还是长期的解决方法，都是必需的。我们应区分清楚两者，不可混淆。看来我们必须尽快引进一种新的全球性能源经济，这种新的能源不会产生这么多的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可是，即使“尽快”，也要数十年才能完成，而在此期间我们不仅要继续减小对环境的损害，也要注意在过渡时期中尽量减小对世界政治、经济及社会等构成的错综网络的破坏，同时也不能因此降低生活水平。关键问题是我们要控制危机，还是听任危机的摆布。

因循苟且自毁长城

根据1995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差不多每3个美国人中就有2个自称是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环保优先于经济增长。而且如果可以保证额外增加的税收专用在环保上面，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增加税赋。可是截至目前，恐怕无法做到这点，因为既得利益工业集团的势力强大，而消费者的反抗力很薄弱，所有行业会一直墨守成规，不会做重大的改变，或者等到危机临头再做改变。可是届时一切都太迟了。也许从化石燃料经济转换到非化石燃料经济，会使原来就脆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造成经济上的混乱。所以，我们应当小心谨慎地做出选择。人类有一种因循迁延的倾向：这是一个我们至今仍然陌生的领域，我们是不是该慢慢做出改变？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眼推算气候变化的地图，就知道我们不能毫无作为了，缓慢进行是无谋之策。

最大的二氧化碳产生者是美国。其次是俄罗斯及其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共和国。再次是全体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不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问题——从刀耕火种式[19]的农业、烧柴等行动中，发展中国家也对全球变暖有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有全球最高的人口增长率。即使它们不能达到像日本、太平洋沿岸国家，及西方国家一般的生活水平，但它们在环境方面的影响力只会有增无减。我要再次强调，一如全球变暖是全球造成的一样，任何解决方法都必须是全球性的。

为解决核心问题，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改变规模之大令人惊诧——特别是对那些决策者而言，因为他们只关心任期内对自己有益的事。如果改善方案可以做成2年、4年、6年起效的计划，那么也许会获得政客们更多的关心，因为在他们任期届满重选之际，这些计划的成就对他们而言是有益的。可是如果等10年、40年、60年才能见到计划成果，那么他们早已不在位，或已经去世。这些计划对他们来说，缺乏政治上的吸引力。

温室效应警告：燃烧煤、石油和天然气可能危害全球环境

当然，我们不能像克里萨斯一样，时机尚未成熟就匆忙行事，结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做些不该做的事，或愚蠢的事，或危险的事。可是更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完全无视大难临头，并天真地幻想，问题会自行解决。我们能不能找到一条中庸之道，既能应付这问题，又不会自毁长城——例如，一个效果奇佳的负反馈之类的解危方法——万一我们高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呢？

假设你正在设计一座桥或一座摩天高楼。工业上的习惯及要求是，把建筑强化到能承受得起想象中最严重的灾难。为什么？因为一座桥或摩天高楼崩塌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你必须十分确定它不会垮掉，你需要有非常可靠的保证。我想应当把同样的做法应用在地方性、区域性，及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上。我刚说过，在改变环境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阻力，部分原因就是政府和工业界都要付出巨大的金钱和其他代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试图证明全球的暖化危机是危言耸听，不足采信。可是，强化桥梁和摩天高楼一样要花钱，但人们认为这些成本是建筑费用中必要的一部分。想在这里省钱、偷工减料，或疏忽这些问题的设计师及建筑商，会因他们不愿在不可测的意外事件上花钱，而被人们视为轻率的资本家。我们把他们看成罪犯。我们有建筑法，来保证桥梁及摩天高楼不会轻易倒塌。因此，我们在对付这些很可能发生的更严重环境问题上，是否也应该有同样的法律及道义上的约束呢？

拒绝“等着瞧”

我现在要提出些比较实际的建议，以应对气候的变迁。虽然这些建议并非毫无争议，但是我相信它们代表了许多专家的一致看法。这些建议只是一个开端，一个过渡时期缓和问题的方法，而且这些建议都是根据问题的严重性而提出的。要把全球温度降低到某一程度，例如1960年的程度，是件更困难的工作。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建议是很保守的——不论有没有全球变暖这回事，都有许多极好的理由将其付诸实行。

如果有一个系统化的方法，如从太空中、飞机上、船只上和地面上，利用许多不同的探测器或系统去监测太阳、大气、云层、陆地及海洋，我们应该可以减少全球变暖是否进一步恶化的不确定性，还可以确定气候的反馈回路，观察地区性的污染模式及其后果，追踪森林的成长及死枯，监测南北极圈的冰盖、山上冰河及海平面的变化情况，检测臭氧层的化学性质，观测火山灰的扩散和其对气候的影响，细察有多少太阳光照到地面及其变化。我们现在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利器用来研究和保护全球的环境。许多国家都将送出宇宙飞船执行这项任务，现在最先进的工具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地球观测系统”（EarthSystem），它是国家航空航天局“地球任务”中的一部分，由机器人负责操作。

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后，地球的气候系统并不会立刻产生反应。似乎要到1个世纪后才会显现23的效应。因此，如果我们现在立刻停止释放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到21世纪末，温室效应仍会使地球的温度继续升高。这是一个很有力的理由，让我们拒绝以“等着瞧”的态度去面对问题——这种态度很可能是极为危险的。

提高汽车燃油效率

1973—1979年，发生了一次石油危机。为了减少消费，我们增加石油税、开始制造小型汽车、限制车速。现在石油过剩，于是我们降低石油税、制造大型汽车、放宽车速限制。我们没看到任何蛛丝马迹显示这些措施有何长期益处。

要防止温室效应恶化，全球一定要把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减半。目前，当我们不得不用化石燃料时，我们可以设法提高化石燃料的使用效率。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可是消耗了全球25%的能源。汽车排放了全美13的二氧化碳。每年，你的汽车放出的二氧化碳总重超过你汽车本身的重量。显然，如果我们可以提升汽车效率（提升每升燃料的可行驶距离），我们就能少排放一些二氧化碳。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同意，汽车使用燃油的效率可以大幅提高。为什么我们——自称是环保主义者——对每升燃料只可行8千米感到满意？如果我们的汽车燃油效率可达每升16千米，我们排放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就可减半，如果燃油效率可达每升32千米，二氧化碳的产生量就可减少到14。这就是典型的短期获利和长期缓和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

没有人要买燃油效率高的汽车，这是底特律过去的一贯说辞。燃油效率高的汽车将更小、更危险、加速不够（虽然它们确实可以跑得比公路的限制时速要快），以及更昂贵。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事实是，美国人开始购买耗油量极大的汽车——部分原因是汽油便宜。因此，美国汽车工业反对限制燃油效率，并间接反对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改变。例如，在1990年，参议院（以极少票之差）否决了一个大幅提升美国制汽车燃油效率的方案。在1995—1996年，许多州开始放宽已经立法确认的最低燃油效率的标准。

可是，我们有方法把小型车造得更安全些——例如使一种新的减震器、可以承受撞击的弹性元件，以及在所有座位上安装安全气囊。撇开那些因睾丸激素分泌旺盛而极富侵略性的年轻男子不谈，和提升燃油效率的益处相比，我们超速行驶节省的几秒钟时间，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也有燃油效率已达到或超过每升20千米的汽车在公路上疾速奔驰。这些车也许会比较昂贵，可是能节省使用的燃油。按照美国政府的估计，因提高燃油效率而增加的费用在3年内就可以收回。至于无人购买的说法，显然低估了美国人的智商及他们对环保问题的关心程度，而且我们可以用广告的宣传力量去促进一个有价值目标的实现。

为了保障驾驶人及乘客的生命安全，我们立法定下时速限制、要求考驾照，并制定许多对驾驶人的限制。一般认为汽车具有高度危险性，因此政府有责任限制和管理它们的制造、保养维修及操作。如果我们了解全球变暖的严重性，我们更应采取相同的措施。我们从全球的文明中获益，是不是也应该对我们的行为稍做修正以维护全球的文明？

设计出一种新的、安全的、快速的、使用干净的高效率燃油，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汽车，可以促进许多新科技的发明，为高科技界带来庞大商机。美国汽车工业的危机是，如果他们持续延长反对的时间，外国的竞争者就会捷足先登，先发展出（也先得到专利）必需的科技。底特律有一种“自私”的动机去发展新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汽车——它自己本身的生存问题。这不涉及意识形态或政治意识。我认为这种“自私”的意图是温室效应产生的一种后果。

汽车工业态度软化

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被政府逼迫，也接受了政府的钱——虽不情不愿，可仍在共同合作，尝试研发一辆燃油效率为每升可行驶32千米的汽车，或者使用其他燃料但具同等效率的汽车。提高汽油税，会为汽车制造商带来更大的压力，以促使其研发燃油效率更高的汽车。

最近一些公司的态度有了改变。通用汽车（Geors）在研发一种电动汽车。“你一定要把企业的环保方针与企业相结合，”公司事务副总经理，丹尼斯·米南诺（DennisMinano）在1996年说道，“美国大企业公司开始明白，此举确实有利于企业……现在市场的消费者越来越机智及富于知识。当你主动出击，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并采取配套的商业行为得到一些收获时，人们会据此来评估你。他们说：‘我们不会称呼你为环保英雄，但我们会说你售卖的是低污染商品，或者有一个很好的再生循环计划。我们还会说你对环境是有责任心的。’”这些话至少让人耳目一新，不会觉得是陈词滥调。我还在等通用汽车制造出每升燃油可行驶32千米的汽车，并且人人买得起。

电动汽车是什么？你只要给它接通电源，把电池充好电，它就可以开动了。最好的电动汽车，车身是用人工合成的材料打造的，每次充电后可行驶数百千米，并通过了撞毁测试。如果它们要有益于环保，则不能用铅酸电池（即普通汽车用来启动的那种电池），而要改用其他替代品，因为铅是一种有毒的化学物。当然要给汽车充电，这电一定来自某处。如果使用靠燃煤发电的火力发电厂供电，则将无助于减轻城市或公路上的污染，因为没有解决全球的温室效应的任何问题。

其他的化石燃料相关行业，也可以引进相同的改善措施：提高燃煤电厂的效率，将大型旋转机械设计成适应各式速度的产品，用日光灯代替白炽灯。在许多方面，新的构想可以为我们带来长期的费用节省，帮助我们摆脱对进口燃油的过分依赖。除了全球变暖问题，我们还有不少其他理由去提高燃油的效率。

安全性：核电厂的首要考虑

长期来看，单是提高化石燃料的利用效率仍嫌不够。随着时间流逝，世界人口会不断增加，能量需求也会不断增加。我们能找到化石燃料的替代品吗？能找到一种新的能产生能量而不会产生温室气体的方法吗？有一种方法是大家都知道的——核裂变。核裂变时产生的能量不像储藏在化石燃料中的化学能，而是物质核心的核能。目前，还没有核能推动的飞机及汽车，不过已经有核能推动的船了，当然，也有核能发电厂。在理想的情形下，核能发电的成本和燃煤或石油发电厂的相当，而且这些电厂丝毫不会放出任何温室气体，一点都没有。但……

就如三里岛（ThreeMilesIsland）和切尔诺贝利（obyl）核电站的教训所提醒我们的，核电站可以放出极危险的辐射性物质，或者自熔[20]。它们制造出有待妥善处理的具长期辐射性的“毒药”。“长期”的意思是真正的长期：许多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见第二章）达数世纪到数千年之久。如果我们要把废料都埋在地下，一定要很确定这些辐射性物质不会外泄，渗透到地下水中去，或在其他方面出其不意地袭击我们。而且不仅只是一段时间不会外泄，还要考虑远超我们过去所能把握的时间，否则我们无异于向我们的后代宣称，这些辐射物是我们留给他们的“遗产”，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要谨防的危险，究其原因，是我们不能找到一个更安全的方法来产生能量（实际上，这正是我们使用化石燃料正在做的事）。还有一个问题：大多数的核电站都在使用或产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的铀或镨。这引起了流氓恶棍级的国家及恐怖分子集团的兴趣。

如果这些操作上的安全问题、辐射物质的处理方法及核武器的误用等问题得到解决，核电站很可能就是替代化石燃料的方法——或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技术，直到我们能找出另一个解决方法为止。可是，对这些问题我们并无信心十足的解决方法，也不能预计这些问题何时可以获得解决。核工业不断违反行业安全标准，美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U。S。oryission）也经常有意掩饰违规行为，这都无益于巩固大众信心。

因为大众普遍对核能感到不安，美国在1973年后建造新核电站的所有订单都被取消了，自1978年后就未再见到任何新的核电站订单。所有新的核废料储存法和建造埋藏核废料地区的建议，都被当地社区居民否决了。可是“毒药”仍持续不断地累积着。

核聚变发展前途未卜

有另一种核能——不是来自原子分裂放出的能量，而是来自核聚变的。这是合成原子核时放出的能量。理论上来说，海水可作为核聚变反应的燃料，而且其供应量几乎是无限的。[21]理论上，这种反应器不放出任何的温室气体，没有核废料的问题，也完全和铀或镨这类物质无关。可是，“理论上”不算数。我们现在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在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在高科技技术的帮助下，现在我们才勉强实现可以称为第一步的核聚变反应，即从核聚变中放出的能量稍多于供应核聚变反应器工作的能量。而获得这一成就用到了极大、极昂贵的极高度科技系统。对核聚变反应产能器的期待，可以说还是一种假想。连核聚变最热心的拥护者也承认，他们无法想象这种反应器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商业化。我们没有几十年的时间了。而且，早期的这类反应器可能也会产生出超乎我们想象的核废料。不管怎样，很难想象，这类反应器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