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霍光 是栋梁还是芒刺1（第3页）

当然，这是一个时效性很强的秘密，很快，它就会向整个帝国公开。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皇帝刘彻病危。我跪在龙榻前，眼泪无声地爬了一脸。依次跪在我身后的人是：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太仆上官桀；搜粟都尉桑弘羊。

在沉重的死亡气息的笼罩下，天子的寝室静得像一块铁。包括皇帝刘彻在内的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个人打破沉默。

当然，这个人就是我，也只能是我。

“皇上，如有不测，谁可继立？”我的声音很小，小到刚好让这屋里的四个人能够听见。

皇帝开口了。他的声音微弱，可语气中的威严仍然不减往日。他说：“你还没理解我以前给你那幅画的意思吗？要立少子，你要像周公那样辅佐他。”

当我确信身后的三个人都已经充分领会这份政治遗嘱的含义之后，我向皇帝叩首说：“臣不如金日磾。”乍闻此言，身后的金日磾立刻抢着说：“臣乃外国人，不如霍光！况且如此一来，会让匈奴轻视汉朝！”

即便没有回头，我也猜得出金日磾脸上那种大为惶恐的表情。三十多年来，这是他向世人展示得最多的表情。其实这也难怪。从身为太子到沦为奴隶，再到天子近臣，此刻又成为顾命大臣——如此跌宕的一生的确很容易让一个人的神经变得脆弱而敏感。我经常在想，如果说金日磾的一生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书简，那么“惶恐”或许最适合做他的封面。

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元狩年间，我兄长霍去病数度大破匈奴。单于迁怒于作战不利的昆邪王和休屠王，准备将他们诛杀。二人恐惧，遂密谋归降汉朝。但休屠王随后又反悔，被昆邪王所杀，家人和部属遭其胁迫一同归降汉朝。昆邪王被封侯。可金日磾和他的家人却因当初父亲的一念之差而没入官府为奴，被送到黄门养马，那一年他十四岁。多年以后，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皇帝刘彻检阅各部所养马匹，看到金日磾牵马走过的时候，不但觉得他相貌端严，而且所养马匹膘肥体壮，遂任命他为养马总管。从那一刻起，金日磾的戒慎恐惧之情便长年萦绕在他心中，并且定格在他脸上。变幻无常的命运造成了他那迥异于常人的谦卑和内敛。也许正是这一点，让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个“可靠”的人，所以他很快就跟我一样，成了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日夜随侍在天子左右。

此刻，在皇帝的病榻前，按照我们所跪的班次，他俨然已是顾命大臣中的第二号人物。对于一个像他这样一辈子临深履薄的人而言，这样的地位无疑会加重他的精神负荷。所以当我向他发出上述的试探时，他所受到的惊吓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虽然我故意刺激他脆弱的神经显得有点残忍，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帝国的命运无疑将决定在我们四个顾命大臣手上。换句话说，我们四个人必将围绕最高权杖进行激烈的角逐和较量，由此演绎后汉武时代的政治风云。所以，我必须让其他三个人时刻牢记——先帝所赋予我霍光的这个“顾命一”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将一次又一次用血的事实，向他们几个人，同时也向所有帝国臣民提醒并证明这一点。

而像金日磾这个“顾命二”，其实是最容易摆平的。他要么自动成为我的同盟，要么立刻出局。所以，我真正的潜在对手其实就是“顾命三”和“顾命四”——上官桀和桑弘羊。

后元二年二月十二，弥留中的皇帝刘彻颁下诏书，立年仅七岁的刘弗陵为太子。

十三日，皇帝任命我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同时在皇帝病榻前拜受遗命、辅佐少主。

十四日，刘彻驾崩。十五日，刘弗陵即皇帝位。是为汉昭帝。

在刘弗陵的登基大典上，我踌躇满志地站在少帝身边，一同接受群臣的拜贺。那一刻的情景与“周公辅政图”如出一辙。

我笑了。我看见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来临。这个时代的名字，叫作霍光。

三

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也就是少帝刘弗陵即位的第二年，车骑将军金日磾在深秋的某个日子悄然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临深履薄的一生。一个刚刚坐上帝国第二把交椅的人居然走得如此匆忙，多少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可我知道，他自己肯定很满意这样的结局。因为我相信，像他这么一个淡泊自守的人，权势和地位非但不会增加他的幸福感，反而会给他带来不安。所以，早一天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对他其实是一种解脱。更何况，对于高层的政治人物来说，能够在位尊爵显的时候平静地死去，让子孙能够安然地承袭爵位和富贵，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小的成就。尤其是当我看到几年后，有那么多帝国政坛的显赫人物在一场突然爆发的流血政变中死于非命、而且遭到族诛时，我就更要替金日磾感到庆幸。

相对于上官桀、桑弘羊、燕王刘旦、盖长公主等人日后的下场，金日磾的善终，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幸运。

当然，上官桀等人如果都能像金日磾那样安分守己，就绝不至于死得那么难看。只可惜他们对于权力的欲望太过强烈，而夺取权力的手段又太过拙劣，从而决定了他们的悲剧。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缔结成一个统一战线，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挑战我霍光的权威。真是太可笑了！我霍光自从当上大司马大将军的那一刻起，就已做好了以一人敌千万人的准备。这就是我的胆识！而且我知道自己完全具备与此胆识相匹配的实力！

长安不是一天建成的。我霍光的地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有人以为我在先帝身边的三十年都只是在伺候天子的饮食起居，那他就错了！那三十年我在干什么？我是在虎口上觅食，在刀尖上舔蜜；是在高空中走索，在悬崖边舞蹈……那是浇铸心志的一场无尽炼狱，更是淬励灵魂的一场浴火涅槃……如果有人胆敢把我当成是先帝的一个高级用人、一个唯唯诺诺的老奴，那他不但是在低估我的能力，更是在侮辱我的智慧！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就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血的代价。

事实上，在整个汉武帝时代，上官桀一直与我保持着还算友善的关系。而且我们还是儿女亲家——我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儿子上官安。

裙带关系历来是中国官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彼此的利益追求趋同的情况下，这种关系就是把人们联结在一起以获取和分享更多利益的一条有效纽带。然而，一旦时移势易，彼此的利益追求产生冲突，这种关系便随时会被斩断和抛弃——在个人的政治利益面前，父子尚且反目，兄弟犹然操戈，更何况区区的儿女亲家？！

金日磾死后，左将军上官桀就从“顾命三”变成了“顾命二”。每当我出宫休假的时候，上官桀自然就要代替我主持政务。也许是偶尔行使最高职权让他上了瘾，可短暂的代理期又让他远远过不足瘾，所以他很快产生了染指最高权力的企图。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通过我的推荐，把我们共同的孙女、也就是上官安的女儿纳入后宫，再促使昭帝立她为皇后。

我在心里发出了一串冷笑。这是一个貌似对双方都有利的请求，可实际上对我没有半点好处。小皇帝刘弗陵本来就对我言听计从，我把外孙女嫁给他又能给我带来什么？这不是画蛇添足吗？可上官桀就不同了，一旦孙女入宫当了皇后，他的儿子上官安就成了国丈，他们父子就能堂而皇之地对皇帝施加影响，从而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我手中夺取帝国的最高权力。

我怎么可能让他们得逞？！

我笑着对上官桀说，咱们的孙女还小，才五岁，这事等将来再说吧。

上官桀知道我看穿了他的心思，没说什么，只冲我干笑了几声。

我是后来才回味出他笑声中透露出的那一份挑衅意味的。我的一口回绝非但没有打消他的念头，反而迫使他下定了与我一较短长的决心。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我显然低估了上官桀的野心，也低估了他的活动能力。他们父子处心积虑地绕了一个大圈，终于从上官安的一个朋友那里找到了突破口。

那个朋友叫丁外人，表面上的身份是盖长公主儿子的一个门客，实际上是盖长公主的男宠。而盖长公主是昭帝的长姐。所以，搞定丁外人，就有可能最终搞定小皇帝。上官安对丁外人进行了游说，不外乎就是一大堆许诺富贵之词。丁外人本来就是一个声色名利之徒，一想到这是一笔无本万利的大买卖，当下欣表赞同。随后他便说服了盖长公主，公主很快又入宫说服了小皇帝。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冬，一纸诏书颁下，上官安年仅五岁的女儿被征召入宫，当了婕妤。上官安随即被任命为骑都尉。

此后的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年春，上官氏被立为皇后。当年，上官安被擢升为车骑将军。第三年夏，上官安又被封为桑乐侯。

迅速到来的巨大荣宠让上官安一下子暴露出小人得志的嘴脸。每当他入宫接受皇帝的赐宴，回来后就会对门客说：“我和我的女婿一起宴饮，喝得很高兴！”而且还吩咐下人把家里的衣物都给烧了，意思是皇帝很快就会赏赐给他御用的绫罗绸缎；每当醉酒之后就在府中裸行，而且据说还和他父亲的姬妾们**……总之，种种浅薄和荒唐的言行，让我听了就恶心。我忍不住对我的夫人显说：“真后悔当年居然把女儿嫁给了这么一个狂妄、浅陋又浪**之辈！”

没想到显立刻白了我一眼，说：“人家上官桀当初是太仆，咱还高攀了呢！有啥好后悔的？”

我一时语塞。想想也是，我在奉车都尉的位子上一待就是三十年，而上官桀很早就是太仆、九卿之一，官位远在我之上。想当年因为这桩政治婚姻的缔结成功，我还私下庆幸了好一阵子……也许，上官桀如今一意想取代我，除了因为他那膨胀的权力欲，还有一个隐蔽的原因，那就是想重新获得曾经在我面前所具有的那种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