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显义举（第1页）

§抗战初期显义举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仍然采取不抗日的政策，一心想着和日本人和谈。他先后派蒋作宾、许世英为驻日大使，对日本侵略者提出的“中日经济提携”、“中日共同防共”等条件，表示可以接受；对于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希望存而不论；对于华北问题，只求表面上保持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日本提出的“东北特殊化”的要求也可接受。

但是，日本人并不理解蒋介石的“苦衷”，一定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并把之作为“调整中日邦交”的条件。蒋介石再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则，南京政府必将迅速垮台，因此，谈判陷入僵局。第二天，即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北京附近的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当地守军被迫还击，抗战开始了。不到一个月，战火从华北蔓延到了上海。

1937年8月12日，日本参谋部决定向上海出兵，以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13日，云集上海的日舰已达32艘，并有海军士兵2000余人登陆增援。同时，中国军队在八字桥一带修筑工事时，遭到日军枪炮射击，中方被迫还击。日军由租界向闸北进攻，占领八字桥、持志大学，淞沪抗战已正式爆发了。在“八·一三”以前，上海的畸形繁荣正在逐步褪色，人口不断下降，社会购买力日益萎缩。在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内，在马路两边的电线杆上，空房出售或出租的广告日见增多，许多大房东用减租、让租或将房屋修饰一新来吸引新房客，但是问津者还是寥寥无几。在市场上，商店纷纷登载“大拍卖”、“大放盘”之类的巨幅广告，宣称“不顾血本，推销存货”；南京路、福州路一带中小型商店有的雇用乐队吹吹打打，有的叫两个店员站在柜台外长凳上大声叫嚷作滑稽对口，吹嘘价廉物美，招徕顾客，但是买货的远比看热闹的人少。许多旅馆、酒楼、舞场、出租汽车等服务业，更是门庭冷落，今非昔比。

谁曾想，“八·一三”的炮声一响，租界已萧条的经济迅速恢复了繁荣。各国在华势力都不愿卷入中国战争，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宣布“中立”。居住在闸北、虹口等处的外侨和上海的殷实之家，一齐涌到苏州河南岸来。沪宁、沪杭铁路沿线的大地主、大豪绅也纷纷集中到这个“中立”区来。尽管租界外炮声隆隆，杀人盈野，租界内人口却直线上升，空房很快被购租一空。在闸北、真如、浏河一带的农民、手工业者在炮火中无法安居，也都扶老携幼逃到租界里来，寻求安全庇护。仅8月13日这天，就有六万多难民涌入租界。租界当局对难民本想拒之门外，将租界的黑漆大铁门紧紧关闭，但是铁门挡不住难民潮，租界当局只得将租界内的学校、庙宇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收容所。租界当局开始号召社会各界人士捐助寒衣粮食，又把山东、苏北、浙江等地的近处难民分批遣送回籍。遣走了一批又涌进了一批，来得较晚的难民，只得栖身在弄堂口或马路旁。租界当局以有碍市容为由，大加驱逐，南京路霞飞路等几条主要马路不允许难民停留。难民们在风餐露宿中挣扎了一个多月，便纷纷选择租界偏僻地区搭棚而居，摆小摊或卖苦力维持生计。到9月中旬，租界人口迅速增加到三百万左右，租界外成了十室十空的无人之区。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两租界宣布戒严，大部分商店停止营业，公共车辆全部停驶。租界铁门和各国驻军在租界边沿布置沙包、鹿砦、铁刺网等障碍物，有时封闭，有时开放，搞得租界内人心惶惶，但是，这种火药气氛很快就不被人们注意了，租界又开始活跃起来，旅馆、电影院经常客满，茶楼酒肆川流不息地吐纳着衣冠楚楚的人群，商店生意红红火火。

所以，当时的上海滩就形成了以租界内外两个世界的现象。黄浦江一水之隔，一边是炮火震天，一边是歌舞升平。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当时，所有的人都把租界当成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了一个“中立国”，难民寻求庇护的安全区。

就在战事发生的第二天，8月14日下午4时许，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与中汇饭店之间的一段马路上，突然掉下来四颗炸弹，沙逊大厦楼下铺面花店、古董店、珠宝店的橱窗全部化为碎片，江中东楼被炸去一角。马路上有轨电车的电线也被炸断。大约半小时之后，一个黑色的东西从飞机上掉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天崩地裂般一声巨响，一颗三尾炸弹不偏不倚地掉在大世界十字路口，站在街心螺旋形铁架上指挥交通的越南籍巡捕立即坠落下来，化为一团肉酱。铁架偏南约一码之地的马路上也炸成了一个深一丈多、直径约两丈的大窟窿。大世界的天棚被全部震毁，附近中西药房、五味斋食品店的橱窗玻璃都被震碎。

上海的公共租界并没有幸免，8月23日，也就是大世界出事后的第九天，下午1时，正是租界东区职工上下班最繁忙的时间，一颗炸弹在南京路、浙江路**炸。这个地方车道纵横交错，行人摩肩接踵，人口高度集中。炸弹落下来的时候，站在南京路、浙江路中央铁架上指挥交通的印籍巡捕，立即粉身碎骨，头颅不知飞向何处。马路当中和人行道上到处躺着断肢折臂的尸体，有人被压在积尸下尚在呻吟。有一辆由东向西的双层公共汽车，被炸毁在浙江路东西大中华电料行门前，车中尸体横陈，没有一个幸免的。

这次事件死伤共达七百多人，其中死亡约百余人。事件发生后，驻沪美国舰队司令雅纳尔、英国舰队司令李德分别致函上海市长俞鸿钧和日本舰队司令长谷川，抗议中日两国飞机飞越租界上空。

对于想要占领上海的日本侵略者来说，只能是表面获得统治权，实际上他们要控制整个上海还是非常困难的。日本人想控制上海，首先就想到了上海滩这些大亨，而在众多大亨中，他们第一个想到了杜月笙，希望通过对杜月笙的收买或控制，来实现自己对上海人民的全面统治。当日本有关部门获悉杜月笙的经济已经面临困境，其积欠银行私人款项已高达三百万之时，便开始对杜威胁利诱。其实，早在“八·一三”前，一度操纵日本内阁的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大将，从日内瓦返国途中，特地转道上海，拜访杜月笙。永野以金钱为诱饵，提出由日本政府提供三千万日元，与杜月笙合资开办“中日建设银行”。这些被杜月笙当场严词拒绝了，他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碍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会与你们合作。”之后，日本人对杜月笙进行了威胁，但都未使杜月笙屈服。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候，三大亨都曾经为了抗日奔走，但到中期之后，开始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路。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人民也发起组织了“抗日救国会”，支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申报》刊出《赶快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的启事。启事宣称：“山海关的风云，依然紧急。凡我国人，均应抱救国的决心，牺牲的志愿，更进而集中全民的力量，为我前线杀敌忠勇卫国的东北义勇军，作有力的后盾。”

启事呼吁国内的同胞：“只要在每月所得的当中，捐出一部分，接济东北义勇军，不但我子子孙孙永远不受亡国的痛苦，我们国际的地位和民族的人格，亦必增高百倍千倍。”杜月笙当时担任“抗日救国会”常委。他开始组织人马，配合学生，在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持抗日武装斗争。同时，还参与组织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得款数十万元，一并汇到北方。

到1932年1月28日，日寇在闸北向十九路军发起突然进攻，十九路军三万官兵，在蒋光鼐、蔡廷锴二位将军的率领下，奋起还击，和敌寇作殊死之战。日寇见进攻受阻，忙增兵十万，又依仗优势火力，用飞机、大炮、坦克向仅持简陋武器的十九路军疯狂进攻，中华英儿置生死于度外，全班、全排的战士，身捆手榴弹，冲向敌军的坦克、装甲车和敌寇同归于尽。壮士悲歌惊天地，勇士热血泣鬼神。上海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支前**，宋庆龄、史量才等人纷纷发表谈话，沪上各界领袖和社会贤达共同组织了“上海希地方协会”，总负支前任务。

月末的一天，张啸林和杜月笙躲在家中喝酒，忽然门人禀报史量才来访。张啸林和杜月笙急忙起身，把史量才迎进客厅，同时，又命人加筷添杯斟酒，请史量才同饮几杯。

史量才此番过来有事在身，所以摆摆手拒绝了。

“两位老兄，我这次来是有急事同你们商量，酒不能喝了。”

“外面天气这么冷，还是先喝两杯酒暖暖身子再说事情吧。”张啸林直接塞给史量才一杯酒。

史量才没有拒绝，一杯直接下肚，才说：“你们真是自在，外面已经炮火连天，十九路军将士在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这围炉饮酒，好不自在。”

“这就是老兄冤枉我们了，日本人进攻东北时，我们参加了‘抗日救国会’，积极募捐。现在，他们竟然直接打到家门口了，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呢！这不，我正和张大哥，边喝酒边研究采取更大的行动，来治一治日本人，你来得正好，我们一起商量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