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班长（第2页）

在团部门前，我们向关班长告别了。我们一起为关班长敬礼，关班长举起手，犹豫一下还是还了礼。他转过身去时，眼泪再一次掉了下来。他再也没回头，走进老兵的队伍中，登车离去。

关班长走后，我们才知道，关班长一直被当成军官的苗子来培养，只是在那一年，部队有了新规定，所有军官要通过军校来培养，部队直接提干的惯例已经被解除了。关班长只能复员回了老家。但他的那句“好好干”，一直揣在我们的心里。

两年后，我们又一次见到了关班长，他是在团部门口值班室里打的电话。我们跑出去见到了站在团部门口的关班长。他穿着一条灰色的裤子，上身仍然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他身上背了一个编织袋，鼓鼓地甩在身后，他的身旁多了一个年轻姑娘。他见了我们，一笑道：“这是你们嫂子。”

我们打量“嫂子”时，发现这姑娘已经不是我们见过的李小萍了。这姑娘身子骨有点单薄，眼睛也没那么大，留着短发。“嫂子”冲我们笑，我们想请关班长到宿舍坐坐。他说：“不了，我们还要赶火车。在这儿换车就是想到老部队看一眼。”

从“嫂子”的嘴里我们知道：他们这是要去南方打工，本来有直达的火车，可关班长非得舍近求远，在我们驻军的这座城市换一次车

，一定要到老部队来看看。他们下车时就买好了换乘票，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嫂子”一遍遍催促着关班长去火车站。

关班长依次把我们打量了，摸摸这个人的衣领，又抻抻那个人的衣襟，然后一遍遍地说：“好好干！”

我们依次点着头，“嫂子”用力拉了一下关班长，关班长一个趔趄，“嫂子”说：“快走吧，再不走，真的赶不上车了。”

关班长甩开“嫂子”的手，透过我们的肩膀，又深深地向团部院里看了一眼，然后冲我们说：“好了，该看的都看了，走了。”

我们又一起给关班长敬礼，他愣了一下，忙给我们还礼，还礼的动作已经生疏了，也不那么标准了。他笑一笑，又说了句“好好干！”然后就被“嫂子”拉着，火急火燎地走了。背在他身后的编织袋，遮住了关班长的背影。

后来我们听说，李小萍是因为关班长没能成为军官，在他回乡后就和他吹了。后来经人介绍，关班长和现在这个“嫂子”结了婚，两人商量着去南方打工奔生活去了。

去了南方的关班长偶有信来，每次来信都在询问我们部队的变化和战友的近况，最后一笔，总会写上一句：“好好干！”后来，我们这批兵大都复员离开了部队，有的考上了军校，也有人因工作关系调走了。渐渐地，我们和关班长失去了联系。

许多年之后，我突然接到一个陌

生的电话，对方怯怯地先核实了我的名字，又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关长江的人，关长江就是关班长的名字，确认后，他才说，他是关班长的儿子，想跟我见一面。

我见到关班长儿子时，一下子想到了年轻时的关班长，标准的北方小伙子长相，脸膛微红。他怯怯地看着我。从关班长儿子嘴里得知，关班长在北京一家医院治病，已经来两个多月了，他辗转了许多人，终于查到了我的电话，然后打发儿子来见我。

我赶到医院见到了关班长，癌症已经把关班长折磨得不成样子了，消瘦无力，眼窝深陷，头发稀疏，软软地贴在脑门上。他见到我，洞开一张嘴，打量了我半晌，呵呵地笑了两声，然后拉着我的手让我在床边坐了下来。

关班长这病已经得了有几年了，在地方没法治，后来被儿子强行送到了北京。他们带着最后的希望到了北京，可惜的是，一切都太迟了，北京的医生也无力回天了。他找到我后说出了一个心愿：想去天安门看一次升旗。他说这话时，眼睛又放出了亮光，握着我的手也开始潮湿起来。

第二天早晨，我从医院把关班长接了出来。他让儿子又给他换上了旧军装，那身旧军装穿在他身上显得肥大了许多，他抬手的时候，我发现旧军装的肘部已经打了补丁。

我和关班长儿子推着轮椅来到了清晨的天安门，那里已经有

许多看升旗的人等着了。我们站在人群中，很快从金水桥那边一支护旗队伍铿锵地走了过来。

关班长侧着头，望着护旗方队的每个动作，一直看到国旗升起，护旗士兵在向国旗敬礼。关班长坐在轮椅上，努力让自己坐端正，颤颤地举起了手。国歌声中，他的手一直那么举着，一直到国歌结束。我发现关班长的脸上满是泪水。

那天，我们在天安门国旗旁边待了很久。游人散了，关班长让儿子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背景是国旗和护卫国旗的武警战士。

看完升旗的第三天，我又接到关班长儿子的电话，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坐上了回老家的列车。他儿子把电话放到了关班长耳边，我有些难过地说：“关班长，你怎么就走了？”他含混地说：“不治了，治了也没用，回老家……”他还说：“这次来北京很开心……”

关班长走后，我心里沉甸甸的，总是想起他。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关班长儿子的一条短信：“爸爸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得很平静。”

我不知说什么，只给关班长的儿子回了三个字：“好好干！”